学习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让人心潮澎湃。解读《公报》和《决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中全会的农村政策是一次新土改，是还权于农民，还帐于农民的农村新政，是农村改革发展纲领性文件。文件中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政策、新举措。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农民可以以“转包、入股”等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三中全会的农村新政的亮点.土地制度的改革,并没有涉及产权改革或是变通的产权改革,而是要从制度上打破政府的征地垄断权，缩小政府征地的范围,把征地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经国家批准的经营性建设项目,则可以保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允许其使用权进入市场,价格由农民集体与用地者谈判。以前则由政府说了算，低价从农民手中买来，转手高价卖给开发商，给农民造成极大的伤害。另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将是推动农村改革，也是加快城市化的新突破。现在，“土地流转”就是在这个原则下进行的。土地流转是保障农民根本利益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搞懂弄通。所谓“土地流转”，就是在农民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让农村土地进入流通市场，享受商品经济的增益。具体讲，农民的承包地可以入股、出租、转让经营权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劳动力转移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要素的流动总是呈现出向具有较高效益经济主体转移与集中的规律。同时，这也是破除城乡二元制的需要。早在2004年、2006年两份国务院文件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载入法律。农业大省安徽有两个经验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小岗村分田到户，另一个是赵庄村集中耕地经营，两村相隔40公里，却呈现两个天地。在小岗村18位农民勇敢地按下红手印，豁出性命坚决分田到户的时候，国家领导人也发话支持，中国农村改革由此发韧，小岗成了历史的宠儿。于此同时，同在安徽凤阳的赵庄村也走上改革道路。1996年过后，几乎是同时，赵庄和小岗都开始感到单干的力不从心，这条带着强烈的小农经济色彩的道路，开始显出瓶颈和疲态。个人力量的薄弱，抵抗市场风险能力不足，使这两个地方长期徘徊在仅仅解决温饱的水平线上。小岗为中国农村改革作出了很大贡献。国家对小岗不断投入支持，却难见起色。省里扶持修建的水塔因无力维修而坏了。免费为部分家庭装上的电话也因村民舍不得每月不足10元的座机费而不要。“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过富裕坎”，是中国改革第一村的真实写照，也是所有仍停留在守着一份承包责任田维持有饭吃的农民现实的写照。而继续往前走的赵庄则是另一翻景象。集中耕地，农民进厂，用商业收益支付农村公共事业。全村7500亩耕地，4000亩栽种扬树，3500亩种粮食。赵庄村480户农民已经有340户将承包地出租收取地租,而”洗脚进厂”成为工人成了村里年轻人最热门的选择。集中土地者办的工厂信守诺言，优先录用出让土地农民。工人们每月拿600至1000元不等的工资。工人与土地最后剥离，完全变为城市人口，就是下一步的目标了。
以上两个典型例子说明了农村继续改革迫在眉睫，赵庄经验具有示范性和生命力。淮安市洪泽县经济开发区实行“土地换社保”，即土地流转之日，就是完全变成城市人口之时，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一律享受城市人口待遇。城乡二元化制度在这里自然被破除了。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及《决定》正是明确了这个改革方向，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必将呼之欲出。届时，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改革范围。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发挥好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管理权限。同时有序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还要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创新。
三中全会的土地新政的出台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世界潮流的前面，集思广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的论述，实际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首先是民主决策。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连续发出5个“一号文件”，专门指导农村工作。21世纪，又有了5个新的“一号文件”使农村工作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高水准上来。每一个“一号文件”出台，都是在反复调研基础上，吸纳各方面专家学者和具体工作部门及基层工作同志参加讨论、辩论、博弈，上下左右对话互动。这次出台农村新政的三中全会就吸纳40位党的十七大代表中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部分基层同志和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专家学者。江苏的吴仁宝、和有“苏北吴仁宝”之称的滨海县薛正红，有山东寿光的王乐义、莱州的李登海等，他们都是集中土地、规模化生产经验丰富，成绩十分突出的基层同志。理论、科研人员有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室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四川农业大学校长文心田等。这在中国最高决策会议上极为罕见。这样的决策方向足以让普通老百姓放心。其次，三中全会的农村新政符合科学发展观。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中国原有的传统农业太落后了，一家一户在仅有的小块承包地上进行着原始耕种，产量低，收入少，更遑论科学种田了。只有土地集中，规模生产，才能突破农业发展的瓶颈。第三，世界粮荒已经呈现出来，非洲最突出，亚洲有些国家也形势堪忧。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解决好自己吃饭问题，就是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换言之，假若中国发生吃饭问题，这个世界上谁也帮不了我们的忙。我们手中有了粮，对那些挨饿的国家无疑是个福音。
学习三中全会精神，让我们认识到，民进淮安市委多年来注重“三农”问题的调研，方向正确，成果显著。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们关于“三农”问题的调研应该更深入地进行下去，为正确贯彻落实农村新政作出更大的贡献。（民进淮安市委 孟令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