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一口号”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向世界，可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却没有声息。刚刚闭幕的“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临时”了四十四年，1992年才在台湾宣布取消），蒋介石严令戡平“共匪”，连中间派民盟都因为与共产党的关系被解散，谁还敢公开响应中共？
可是，蒋介石也有管不到的地方。
香港。
尽管这里的贸易倚重内地，尽管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华人，但是，由于香港处于英国管辖之下，因此，权力再大的中国当局，对香港也是鞭长莫及。香港似乎成了中国政治的中立地带，也成了在国内遭受迫害的人们的避难天堂。在这里，骂骂内地当局无人干涉，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秩序，港英当局尽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台政客在这里还会受到礼遇，兴许他不久又会回内地掌权。港英当局也要长期投资。
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也是个政治舞台。
辛亥革命，孙中山在这里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袭取广州。
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党把香港作为秘密通道，领导广西起义的邓小平五次经由香港。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投奔日本占领军经由香港，白求恩等外国志愿者进内地支援抗战经由香港，宋庆龄等海内外著名人士的“保卫中国同盟”设立在香港。
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内地商贾纷纷逃避香港，许多民主人士也避难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区，除国共两党以外，各党派的领袖人物大多聚集于此。
因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特调潘汉年到香港工作。
潘汉年长期在中共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时任中共上海局委员。上海局兼管香港分局，潘汉年从上海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还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委员会。
各党派政治人物聚集香港，香港很快出现许多报纸。这些报纸都有不说出不道明的政治背景，圈内人知情：《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办的，《华商报》是共产党办的，《光明报》是民盟办的，《文汇报》是民革办的，还有些不左不右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等。
《华商报》五楼有个总是关闭的房间，主人杨乔躲在其中掌管秘密电台。《华商报》通过这个空中渠道，获取河北传来的新华社电讯，截获西方电台信息。后来，为了躲避港英警方的侦听，秘密电台又搬迁到坚尼道何香凝的旧宅。
《华商报》通过电讯获得中共“五一口号”，立即在显著地位刊登。虽然国民党的《香港时报》不登，中间立场的《大公报》、《星岛日报》也视若无睹，但是，“五一口号”的重要信息，还是在海外无胫而行……
1948年的香港远没有后来的繁华。山脚是贫民聚居区，简陋的木屋凌乱交错，比内地的小镇还差。山腰有一种独特的建筑，三开间、四层楼，虽然狭窄，却也是现代砖砌楼房，内地避难来人大多住在这一带。
只有在山顶，才显出殖民城市的豪华风范。一幢幢欧式风格的花园洋房，高居于贫民窟之上，俯瞰着蓝色的维多利亚湾。可是，这里是不准华人居住的欧人区。
山腰的罗便臣道藏龙卧虎，111号是著名将领蔡廷锴的住宅，不远处的92号，一幢两开间三层高的小楼被称为“李公馆”，大名鼎鼎的李济深就住在这里。李公馆往来无白丁，与会者多为中国政坛名人。
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大家一起讨论内地政局。双周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操持，往往是一周在天后庙道4号楼连贯家中举行，一周在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中举行。
由于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双周座谈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连续两天讨论，各党派领袖积极发言。
“‘五一口号’最重要的是第五条！”戴眼镜的郭沫若激动地说，“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啊！新中国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郭沫若却是中国政坛不可缺少的人物。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硬把他列入代表名单，郭沫若却与中共同步拒绝与会。1947年2月9日，郭沫若在南京出席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大会，国民党特务冲击主席台施暴，多亏群众掩护了郭沫若，可是与会的永安公司店员梁仁达却被当场打死。为了郭沫若的安全，中共特别派叶以群护送他到了香港。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声望显著，常常在各党派之间穿针引线，被黄炎培戏称为“第三方面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
“伪国大，伪总统，蒋介石是三民主义的叛徒！我们现在要挖蒋根！”三缕胡须的谭平山一发言就激动。
谭平山是中国政坛宿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作为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宣传部长，他是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谭平山被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开除党籍，后加入国民党，曾受宋庆龄、邓演达委托组织反蒋团体。1945年谭平山又在重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联合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反蒋。
蔡廷锴挺着职业军人的身板，坚决地说：“八年浴血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就把全国拖进内战的火海。我早就提议召开新政协，共产党和我想到一处了！”
外号“高佬蔡”的蔡廷锴曾经违反蒋介石军令坚持淞沪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始终是老蒋的眼中钉。1946年，蔡廷锴与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被蒋介石查禁，就迁到香港活动。他还出资支持香港民主党派的一些活动。
还有另一个“民主促进会”，194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多是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民进领导人马叙伦曾率领上海和平请愿团，在下关事件中首当其冲。1947年冬，中共地下组织帮助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到达香港。
戴黑框眼镜的马叙伦庄重地说：“我们的想法老蒋不听。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
民进的另一位领导人王绍鏊提醒：“我们现在召开的政协不是过去那个旧政协，新政协不准反动分子参加！”
当年，多少民主人士怀着对和平民主的期望，热诚参加国民党提议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承想，国民党连自己举起的民主招牌都要丢弃，没多久就发动全国内战。绝大多数民主人士从此得到教训，再也不受国民党假民主的愚弄！
与会者还有一个特殊人物，门口的警卫都是他的手下。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出言豪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蒋朝！”
致公党是历史最久的政党之一，1925年成立于美国旧金山。其前身，是美洲旧金山致公堂，历史悠久的洪门团体。致公堂虽然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帮会组织，却很早就支持祖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曾加入致公堂，以洪门大哥的身份整顿组织，制定章程。1946年初，致公党总部在香港恢复活动，这个最早支持国民党的党派也投入反蒋阵营。致公党组织不乏武林中人，在间谍横行的香港，主动充任民主党派活动的护卫工作。
李章达发言出口成章：“封建独裁势力，纵使改头换面，必须拒绝！帝国主义侵略，无论日本美国，必须铲除！中华民族该翻身了！”
李章达代表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发起的初衷是动员人民抗日。但是，蒋介石就是不准人民抗日，悍然逮捕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人。举国激愤，救国会“七君子”闻名海内外。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之一。1927年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愿发动清共，遭到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1928年，在宋庆龄、陈友仁的支持下，邓演达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布《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反对假托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号召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从此，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先后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党派，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消瘦的彭泽民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他动情地说：“中国的农工平民大众陷于死亡线上，蒋政权已经面临全面崩溃，解救民族危亡，此其时矣！”
发言态度一致，与会人士把目光转向在座的一位老者。
个子不高的沈钧儒，高额头、长胡须，活脱脱一个寿星老！
沈钧儒在晚清时代就请愿召开国会，中华民国成立时是浙江省议员，又加入同盟会。沈钧儒反对袁世凯、反对曹琨、反对孙传芳，沈钧儒参加北伐、参加中华民权保障同盟、发起救国会、参加国民参政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之后，沈钧儒潜赴香港，与章伯钧组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公开谴责南京反动政府，决定恢复民盟组织和领导机构……沈钧儒堪称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
沈钧儒认为：“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章伯钧随即建议：“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动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这时，在座的共产党人潘汉年发言了。
提起英勇奋战的共产党人，香港人往往带有几分畏惧。可是，这个潘汉年却有“富有魅力的共产党人”之誉。人们听说，高级间谍潘汉年曾在日军控制之下的香港抢救许多文化名人；人们听说，绰号“小开”的潘汉年娶了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的女儿；人们听说，潘汉年既文雅风趣又豪侠仗义，既见识卓越又谦恭和气，他到哪里哪里就满堂春风……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写道：“兹托潘汉年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潘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较少出席公众场合，参加双周座谈会也不多言。中共中央规定：共产党员在双周座谈会上只能以朋友身份出席，多听少谈，绝不能给人以领导之感。潘汉年谦恭地说：“本党主席毛泽东先生提议：政协会议地点设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会议时间以今年秋天为宜，不知各位有何意见？”
在座的唯一女性何香凝十分爽快：“政协会议及早召开为好！我们要高举义旗，不给蒋介石喘息之机！”
何香凝与夫君廖仲恺，自创立兴中会起，就是孙中山倚重的肱骨同志。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之后，何香凝与孙夫人宋庆龄一起，始终坚持联合共产党，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内战爆发后，何香凝又支持李济深在香港创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的政见，在民革内部极受尊重。
现在就看李济深的态度了。
民革主席李济深是个深沉稳重的人。李济深原本军人出身。黄埔军校创立时，孙中山本来选中粤军名将李济深负责，后来又改由蒋介石担任校长，李济深则任教育长。北伐军中，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从北伐到抗战，李济深数次担任蒋介石的副手，也数次举旗反蒋。国民党内，公认李济深是屈指可数的谋略家。可是，在政界，李济深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反蒋派的色彩似乎比民主派的色彩更重。
李济深十分重视吸取国民党压制民主的教训，他说：“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本党同志应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阵营中来。”
与会十二人当即商定，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但是，关于政协会议的地点、时间，李济深则表示，尚须从长计议……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十二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与向全国的通电，同时发表。
一呼百应！
一时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响应。
陈嘉庚动作更早，5月4日就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
5月5日致电的还有马来亚霹雳州侨团。
华侨不愧为革命之母，海外侨团相继发表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马来亚吉灵丹州侨团（5月7日）、暹罗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5月16日）、马来亚槟榔屿七十一个侨团“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大会”（5月18日）、马来亚柔佛州东甲属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5月19日）、旅法参战华工总会（5月）、加拿大云高华华侨民众社（5月）、古巴华侨拥护民主大同盟总干部执委会（5月）、中国民主同盟缅甸支部（5月）……
在港的人民团体也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郭沫若、马叙伦等声明（5月）、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沈雁冰等一百二十五人声明（6月4日）、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二百三十二人宣言（6月）……
任何独裁者总有权力不及的地方。蒋介石把反对派统统赶出国统区，却使香港形成反蒋的民主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