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我出生于四川遂宁，当时父母为躲避日寇的蹂躏，从江南逃难到此。我和大多数“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有新旧社会强烈对比的亲身体验，尽管解放后也经历一些挫折，但对党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因此，在1957年那个多事之夏，我刚满18岁，就在毕业离开苏高中之前向校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我也知道当时自己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只是想向党表示作为中国青年的我追求进步的决心。此后我又写过多份申请，即便是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遭到群众专政、批斗和抄家之辱，我也没有放弃入党的初衷。1973年第十次全国党代会刚一召开，我又再次打了入党申请报告，虽然我明明知道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当时根本不可能批准入党。

　　1979年7月，正值不惑之年的我离开了五味交集的西北原子能基地，回到苏州，在医学院任教。当时正值百业待兴，拨乱反正，高校民主党派开始恢复活动，发展成员，也有人动员我加入民主党派，但由于我对民主党派和党的统战工作缺乏认识，心想：我共产党入不了，民主党派也不屑入。直到1990年12月我作为当时院里为数不多的党外处级干部被推荐参加了市委统战部举办的党外干部培训班，系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等文件，才彻底改变了我陈旧的观念，对我国民主党派和党的统战工作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后来民进苏州市委通过多种渠道向我传递信息，还通过市、院统战部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加入民进，组建民进苏医支部。我被他们的诚意、热情和信任所打动，于1992年7月加入了民进，并根据市委会的嘱托，在苏医发展会员，于当年12月就顺利成立了民进苏医支部，我被选为支部主任。

　　我与民进结缘，虽有其偶然性，但这偶然中也蕴含着必然。一是我有中国知识分子向往民主的理想追求，二是我有党外干部培训班关于党的统战工作的思想武装，三更重要的是民进对我的厚爱和信赖的知遇之恩。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既然民进这样信任我，我一定不能让组织失望。因此，入会后我始终把党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上，精心组织支部活动，尽心地把支部办成会员之家；努力塑造党派的良好形象，主动积极地发展会员；倡导会员树立党派意识，关心、并参与参政议政工作。我们的付出很快就得到了回报。仅一年时间，我们支部就被市委会评为先进支部，后又被评为苏州市各民主党派联合表彰的先进集体和省民进先进支部，还被苏医统战部誉为院各民主党派的一面旗帜。我本人也多次被评为民进市、省先进个人。

　　1993~2003年，我被推荐为苏州市政协第九、十两届政协常委，1998年~2003年还担任了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十分清楚，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当上政协委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是民进会员这一民主党派的身份。因此，我时刻不忘自己的政治身份，十分珍惜政协委员这一难得的政治经历，不负使命和组织信任。在履职的10年期间，以“求真、认真、纯真”的“三真”要求，写出上百份提案、建议、大会发言材料和社情民意信息，其中有不少在各种报刊上全文或摘要刊登，有的还获得优秀提案和优秀言论奖。

　　我卸任政协委员和会内职务之后，仍继续参与民进市委会的一些重大课题的调研以及集体提案和大会发言材料的修改定稿工作。2012年7月，已年过73岁的我被苏州市政协理论研究会聘为特约理事，2013年5月又被民进省委聘为参政议政特约研究员。为了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与厚爱，我勉励而为，努力学习，积极探索，4年来陆续写出8篇有关统战理论、政协理论和党派理论的论文，已全部发表，其中6篇刊登在《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上，并获得一定好评，为民进争了光。即便是我在2013年12月患上癌症之后，也仍旧关心民进的参政议政工作，痴心不改，笔耕不辍，在2011年出版《肝胆集》之后，又于2015年12月庆贺民进成立70周年之际结集出版了《同心集——肝胆集续集》一书，以表达我对民进的知遇之恩和对党的统战工作的感悟。

　　回顾我与民进的渊源，可归结为四句话：

　　我与民进真有缘，统战工作来牵线。

　　肝胆相照共荣辱，同心同德同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