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的另一视角

　　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一方面道出观众观看《哈姆莱特》时会有代入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哈姆莱特在复仇历程中所面对的一系列选择的难题，是具有普适性的。

　　中国当代戏剧大师林兆华1990年执导《哈姆莱特》时，曾在演出说明书上这样写：“哈姆莱特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在大街上我们也许会每天交错走过，那些折磨他的思想每天也在折磨着我们，他面临的选择也是我们每天所要面临的。生存或者死亡是个哲学命题，也是生活中每一件具体的大事和小事。是或者不是，你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这是这一形象在哲学意义上的世俗化，而不是庸俗化。

　　在社会和时代的原因之外， 哈姆莱特的悲剧结局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自身性格局限的影响。哈姆莱特的性格局限又在何种情境下逐步展现呢？我们发现，当鬼魂出现，将所有人卷入复仇的漩涡后，在众人口中出现最多的词语，就是“理智”和“情感”；而剧中人物无一不在这两者间摆动，从而影响着自己的行为，并催生了一个又一个戏剧冲突：可以说在《哈姆莱特》这部戏中，理智还是情感，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延宕的王子：二者不可得兼的悲剧

　　理智是一个人用以认识、理解、思考和决断的能力，而人类能够运用理智的能力则叫理性。无论是理智，还是理性，都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哲学家和文艺学者所追求的人类至高无上的品质。英哲学家托·霍布斯就说：“人每违背一次理智，就会受到理智的一次惩罚。”可以说，无理智，不成人！在戏剧的开幕阶段，克劳狄斯面对处于丧父的阴郁中的王子时，指出“固执不变的哀伤”“表现出”“简单愚昧的理性”，“在理智上它是完全荒谬的”。这传达出当时对理智和情感关系的认识：情感必须受到理智的节制。在哈姆莱特的眼中，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人的天性或在各种不良风俗中孕育的情感常常“冲破了理智的约束和防卫”而使得“特殊的毛病”和“少量的邪恶”勾销了“无限的美德”和“全部高贵的品质”，而他自己却并不赞同克劳狄斯对他下的断语。在鬼魂告诉他的父亲死于一件“骇人听闻而逆天害理的罪行”时，他说：“赶快告诉我，让我驾着像思想和爱情一样迅速的翅膀，飞去把仇人杀死。”此时的哈姆莱特不仅承认了行动会受到理智和情感的驱使，更自信他行动时的理智和情感是和谐互作的。英国诗人蒲柏说：“我们航行在生活的海洋上，理智是罗盘，感情是大风。”这无疑可为得知真相前的哈姆莱特对自己的认知做下注脚。

　　然而，得知真相后的哈姆莱特无可避免地跌入情感的深渊。它向读者展示了理智与情感是多么难以达到平衡。激荡的情感让他抱怨时代的颠倒混乱、自己命运的倒楣，但清醒的理智同样让他认识到负有重整乾坤的责任。理智要时时约束喷薄的情感，情感却无时无刻不存在冲破理智的危险，他在两者的冲撞和纠缠中就“不得不”疯！“不得不”来自外在处境的压力，更蕴含着内在的矛盾。疯并不是被迫的，而是理智的选择：清醒的疯，将哈姆莱特直接抛到了“人的本质”面前，之前所构建的对“人”的认识面临着价值的重建：“了不起的杰作”“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优美的仪表”“文雅的举动”，都在颠倒的时代中显得荒谬。更可悲的是，哈姆莱特清醒地意识到理智对情感的纠偏作用使自己陷入另一种荒谬：他明白人之所以为人，是利用自己的理智，他具有理由、决心、力量和方法去行动，却因为“过于审慎的顾虑”而延宕。所以他不得不再寻求情感对理智的催促——“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来成就“真正的伟大”。这种在理智和情感间的摇摆体现出人深刻的矛盾。理智使他延宕了乘机刺杀克劳狄斯的行动，却非他所愿；情感使他错杀了波洛涅斯，却认为是天命如此：他对理智和情感作用的疑惑也就此产生“有时候一时孟浪，往往反而可以做出一些为我们的深谋密虑所做不成功的事”，并归因于人文主义者所否定的“冥冥中的力量”。

　　哈姆莱特在死亡之前，阻止“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的“精神上的古罗马人”霍拉旭殉主的行为，以便霍拉旭能够向世间澄清事实的本末时，才真正获得了思想与冲动的平衡。只有死，才能让他深刻而坚强的理性与热烈而冲动的情感摆脱相反相斥的宿命，这难道不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悲剧性的真正所在吗？

　　国王与王后：欲望开出的恶之花

　　如果说冲动是哈姆莱特情感表露的外在形式，并在与理智的交锋中延宕了他的复仇，使其人文主义者形象更加丰满的话，国王克劳狄斯和王后乔特鲁德的行事则受到了欲望的左右。当然，作者在作品中赋予两者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是邪恶的代表，他灭亡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后者则含有善的因子——对哈姆莱特和奥菲利娅的柔情是真诚的，但不能因为她作为同谋犯的罪行被置于“无心”的境地，就怜悯她作为受害者的软弱，这种怜悯是没有价值的。

　　并不能说克劳狄斯没有理智，他选择杀兄的时机，对哈姆莱特“疯癫”的怀疑与试探，制造舆论将哈姆莱特赶到英国并密信英国国王命其杀害哈姆莱特的计划，挑唆雷欧提斯与哈姆莱特决斗并接手杀害哈姆莱特的恶毒手段，无一不显示出他处事的奸诈老道和对人情的洞察。理智在克劳狄斯处常因其能言善道而表现为“善意的规劝”——劝导王子不要沉溺于长久的丧父之痛，为王子杀害波洛涅斯的罪行开脱，怂恿雷欧提斯想复仇就去做，他的作为让“正义必须向罪恶乞恕”“俯首屈膝”。同时，我们看到克劳狄斯可以费尽心思修补权欲扩张过程中留下的漏洞，长袖善舞让心存私欲的人改变立场，却不能掌控真正清醒者的理智，因为欲望驱使理智为其服务的同时，也遮蔽了理智，他的覆灭正源于此。

　　乔特鲁德的欲望表现为情欲，正是情欲让她轻易地改变了爱情的立场，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力。她在剧中的行动，除了对哈姆莱特和奥菲利娅的柔情可以说是舐犊之情的天然流露外，都以克劳狄斯的态度为准绳，情欲使她成为僭王的同谋犯。哈姆莱特在与她的对话中强烈批判了这种情欲：它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年纪（人到中年）和处境（丈夫新丧），所以必然是“孽火”。对克劳狄斯来说，理智虽然受到权欲的遮蔽，但仍能做出相应的判断，而在乔特鲁德，理智做了“情欲的奴隶”，毫无知性可言。哈姆莱特要求她学会自加抑制，涵养理性，驱逐情欲，可是她的情欲依附着克劳狄斯权欲的轨迹而行，她的理智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权欲奴隶的奴隶”：既然理智无法摆脱双重的枷锁，她的命运就只能在欲望中堕落。

　　被误杀的波洛涅斯：实用主义下的庸俗理智

　　作为剧中的佞臣，波洛涅斯的行为并不能用简单地用好和坏来评价。对波洛涅斯来说，他并不会区分行事的正义与否，他自始至终都只是迎合权力而已，目的也只是使家族利益最大化。他既帮助国王防备哈姆莱特，也为哈姆莱特爱上奥菲利娅而沾沾自喜。他在行事上采取一种“中庸”态度，但这种“中庸”只是实用主义的左右逢源。可以说，波洛涅斯是当时社会风气的清醒认识者，也是忠实的执行者。在雷欧提斯回法国时，波洛涅斯给了他如此教训：凡事三思；对人和气不狎昵；谨慎对待新交；避免与人争吵，有争端就要回击；善于倾听，谨慎发表意见，保留判断；人要衣装，但不能庸俗；不要借钱就不会懒惰，也不要借人钱就不会失去朋友；对自己忠实。这些教训初读会让人产生“句句在理”的错觉，但深究实质，无一不是从保护自己、不损失利益出发，受到实用主义的驱使。

　　“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让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揣测和执行圣意，也让他即使面对亲生儿女仍不忘耍弄手段：他想打听雷欧提斯在法国的行为，却让调查者编织无关紧要的坏话去接近儿子可能认识的人，套取他们的话；他让奥菲利娅远离哈姆莱斯的爱以免受骗，却利用奥菲利娅去窥探哈姆莱特疯病缘由。剧本中罗森格兰兹曾对克劳狄斯说过一段话，恰可解释波洛涅斯的观念：“每一个庶民都知道怎样远祸全身，一个身负天下重寄的人，尤其应该不懈地防备危害的袭击。”波洛涅斯正是通过帮助克劳狄斯防备危害的袭击来远祸全身，因为他清楚自己只是依附君王这座巨轮的小物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可以凭借庸俗的理智在污浊的社会现实前得心应手，却难逃过正义报复的突然一击，很显然，被剑刺穿肚子的那一瞬已经在他实用主义的认识之外了。

　　剧中的人无不在理智和情感的冲突中煎熬，并在煎熬中迎来自己最终的结局。怎样平衡理智与情感，或许是这部戏剧给予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