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宋之间，夹着近60年纷繁杂乱的五代十国时期。政权丛立，更迭频繁，故事不少。其中，《戒石铭》的出现颇让人啼笑皆非，始作俑者是后蜀皇帝孟昶。他亲撰了一篇《令箴》：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故不踰时。尔奉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官箴24句，96字，拳拳爱民之心可鉴。他令各级府衙刻石置于办公之所，以时时醒目清脑。孟昶这篇表达励精图治的箴言确实一度使国家强盛，各州来附，且窥兵关中。但是，他严于律人，从不律己，生活奢靡至极，搜刮珍宝无厌。待宋军入蜀，立即奉表出降，被虏至开封而死，成了亡国之君。这《戒石铭》无疑是对他有言无行的辛辣的讽刺。

　　无独有偶，大宋皇帝从后蜀的垃圾堆中捡起《戒石铭》，，当着宝贝似的玩起来。太宗赵匡义看过孟昶的《戒石铭》，嫌太长，且佶屈聱牙，大掉书袋。于是，他大刀阔斧删冗汰繁，砍去20句，只保留4句：“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遂颁行全国，命各州县衙门都立石为戒。《戒石铭》又一次露脸。赵匡义自以为擅书道，手书《戒石铭》，是为“御制”。八十年后，宋哲宗赵煦也书《戒石铭》，赐郡国。两位皇帝毕竟都不是书法高手，其 “御制”都未传于世。在湖南道县发现的《戒石铭》碑刻，，是大书法家黄庭坚所书。哲宗时， 他是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为皇帝写几个字，当着官衙点缀品，全国州县衙门无不立《戒石铭》，成为官衙的标配。其实，上至朝廷，下至州县长吏，民脂民膏尽入囊中，欺天虐民无所不为。1127年，徽钦二宗被金人虏囚，死于北国。面对这历史悲剧，恐怕要让《戒石铭》向隅而泣了:让我们立在瑟瑟寒风中，有什么用呢？但是，利用《戒石铭》作秀的闹剧还屡演不止。绍兴二年，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赵构，是为宋高宗，号称“中兴之主”。他标榜自己“拨乱爱民，规橅祖宗”，亲自“御笔构勒黄庭坚的《戒石铭》”，再颁布天下，命州县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在颁布黄庭坚墨本时，他十分正规地下了一道诏书:

　　近得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可今摹勒庭坚所书，颁降天下。非惟刻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为晨夕之念，岂曰小 补之哉！

　　是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告诫的是“人在做，天在看”，其主旨无非是企望各级官吏以道德来自律，勤政爱民。这种道德勉励，其作用几何？当时就有正直之士给予揭露和讽刺：

　　尔奉尔禄－－只是不足；民脂民膏－－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事实却也如此。制度性腐败成为不治绝症的时候，《戒石铭》之类的道德劝勉不但显得软弱无力，反倒被贪官用来作遮羞布。在“明镜高悬”、“为民作主”的幕后，大搞其贪赃枉法勾当。比方那个鼎鼎有名的秦桧，集中了权贵酷虐贪腐的所有特点，为人阴险，性残忍，喜谀佞，对上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对下，结党营私，排挤异己，极力贬斥抗金名将，打着高宗旗号，用 12道金字牌令岳飞班师朝，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杀害。这种腐败－－政治、经济、人事等种种腐败，造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社会动乱，都集中反映在《水浒》故事中了。那人人切齿的高太尉不就是秦檜的化身吗？

　　光有道德劝勉，而不用制度去规范，即使“明镜高悬”，《戒石铭》之类恐怕也难以做到政治清明。只有将制度的笼子扎牢，让屑小不敢、不能、更不想去做贪赃枉法的勾当，制度才能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