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民进人的“入世”与“出世”

　　翟毅斌

　　2025年初，我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战略性与政策性重大招标课题“教育家精神的江苏图谱研究”撰文，在形塑江苏教育家群像时，竟发现这个群体有一个共性：或内敛含蓄，或慎忍缓行，他们大多没有生硬的性格，而是外柔内刚，行事低调，甚至“名低实高”。其中的叶圣陶，不激进，也不张扬个性，不喜欢论辩，甚至从无怒色，很似儒家所推崇的“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尧典》）的“君子”人格。作为民进的先辈，叶圣陶的这种人格特质极具典型性地反映了民进人的样貌：不入世太深，也不出世甚远。在“入世”与“出世”的辩证中，叶圣陶以其独特的性情，为后世勾勒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姿态：既怀揣兼济天下的热忱，又葆有独立超然的风骨。这种精神品格，恰似一条隐形的丝线，串联起民进人八十年来的文化基因与价值追求。

　　入世：以温和为舟，渡济世之河

　　叶圣陶的温和，绝非怯懦的退让，而是以柔克刚的智慧。他早年投身教育，在甪直小学的讲堂上，用教育取代戒尺的威严。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他选择以笔为犁，在《倪焕之》中刻画知识分子的觉醒，在《稻草人》里埋下启蒙的火种。这种温润的力量，恰如《周易》所言：“坤至柔而动也刚”，看似平和的教育实践与文学创作，实则是以文化之力重塑民族精神的壮阔工程。

　　民进人的入世之道，正承袭了这般温润而坚韧的品格。作为主要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传媒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领域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他们鲜少以激烈姿态示人，却始终以“细雨湿衣看不见”的方式参与国家建设。这种“渐进式改良”的智慧，恰是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现代演绎。

　　出世：以淡泊为锚，守精神家园

　　在苏州青石弄的旧居中，叶圣陶的书斋悬着“未厌”二字。这既是其小说《未厌集》的题眼，更是他面对纷扰世事的态度：既不厌弃人间烟火，亦不沉溺功名利禄。抗战时期，他拒绝日伪政府的拉拢，携家辗转西南，在炮火中坚持编写《国文杂志》；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文化界的喧嚣，他始终保持着“教育者当为百代之师，而非一时之匠”的清醒。

　　民进人的“出世”智慧，正体现在对独立人格与文化本真的坚守。他们参政议政却不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服务社会却不为世俗功利所困。这种“和而不同”的立场，恰似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身处时代洪流，心守精神桃源。

　　辩证：出入之间见真章

　　叶圣陶曾言：“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这句平淡的话语中，蕴含着深刻的处世哲学：师者既要“入世”传道授业，又须“出世”以身垂范。他在小说《潘先生在难中》塑造的潘先生，正是对“只入不出”者的警示——若失去精神的超越性，知识分子便可能沦为随波逐流的庸人。而他在现实生活中坚持的“做真人、说真话、办真事”原则，则为“出入之度”作出最佳注解。

　　民进人既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又是民主政治的践行者；既积极建言献策，又保持“君子群而不党”的风度。叶圣陶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时，既考虑国家语言文字统一的大局，又为方言文化保留空间。这种“执两用中”的智慧，恰是中华文化“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动体现。

　　传承：温和性情的当代回响

　　在苏州叶圣陶纪念馆的庭院里，一株先生手植的紫藤年年花开如瀑。这让人想起他在《藕与莼菜》中的文字：“故乡的食物，总带着种特别的滋味。”民进人的精神传统，正如这紫藤的根系，在岁月沉淀中愈发深广。当代民进人延续着“温和改良”的路径：在“双减”政策讨论中提出“减负不减质”的理性建议，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倡导“活化传承”的创新思路……他们如同叶圣陶笔下的苏州园林，在方寸之间经营天地，以含蓄的方式参与时代叙事。

　　这种温和的力量，在当下更具特殊价值。民进人始终秉持“商量着办事”的协商民主精神，坚守“教育是农业而非工业”的本真理念。正如叶圣陶所言：“教育是培养习惯的事业。”民进人正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参与培养整个民族理性、包容、务实的精神面貌。

　　结语：未厌亭前明月在

　　站在平江河的拱桥上远眺，叶圣陶故居的黛瓦白墙倒映水中，与往来船只的涟漪交织成动态的画卷。这恰似民进人的精神写照：根植传统文化土壤，却能映照时代的光影；静守精神家园，却与时代浪潮共振。他们的“入世”，是带着文化体温的担当；他们的“出世”，是葆有思想锋芒的清醒。这种出入之间的从容，或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贵的传统——既不做避世的隐者，亦不当媚俗的政客，而是以叶圣陶般的温和与坚韧，在人间修篱种菊，为时代栽松育柏。

　　当月光洒在未厌居的匾额上，我们似乎听见历史的回声：真正的入世，需有出世的胸怀；纯粹的出世，当怀入世的慈悲。这或许就是叶圣陶留给民进人最深的启示——在理想与现实、担当与超然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既做脚踏实地的建设者，又当精神家园的守望者。而这条道路的基石，正是那看似平淡却永恒的力量：温和。（作者系民进南京市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