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民进先贤徐伯昕先生

　　张琨

　　在民进的历史长河中，多位先贤以笔为剑、以纸为盾，在新闻传播领域书写了壮丽篇章。他们不仅是民主运动的先驱，更是思想启蒙的火炬手，他们用文字唤醒民众、推动社会进步。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媒体行业面临空前的变革与挑战，我作为一名媒体人，徐伯昕先生的事迹与精神，犹如嘈杂媒体环境下的一处精神绿洲，指引着当代媒体人砥砺前行。

　　徐伯昕先生不仅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更是一位将出版事业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媒体先驱。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年代，徐伯昕先生留给当代媒体人的，绝非仅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段简介，而是一面映照职业良知的明镜，一把衡量专业素养的标尺，一盏指引方向的灯塔。当我们重新解读这位先贤的事迹和精神，会发现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恰恰是当下媒体生态最为稀缺的品质。

　　徐伯昕先生的媒体生涯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以文化启蒙推动社会进步。1925年《生活》周刊创刊，他担任出版、发行和广告工作，与邹韬奋同舟共济、并肩战斗，屡创国内报刊发行量新高。1932年，他与邹韬奋共同创办生活书店，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开辟了一片思想绿洲，成为传播新思想、启迪新民智的重要阵地。这种将文化传播与社会变革相融合的理念，在今天的自媒体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当算法推荐不断强化人们的认知方向，当"信息茧房"日益禁锢公众的思维视野，徐伯昕先生恰恰指明了当代媒体人应有的价值坐标——不是一味迎合受众既有偏好，而是要以优质内容拓展人们的精神疆域；不是单纯追求点击量与转发数，而是要通过信息传播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在媒体商业化的今天，会发现徐伯昕先生的职业操守构成了对当下行业乱象的一种无声批判。生活书店经营期间，徐伯昕先生面对商业利益与文化使命的抉择时，毫不犹豫将后者置于首位。即便面临经济困境，也拒绝出版低俗读物；即便遭遇政治压力，也始终坚持传播进步思想。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与当下某些媒体为博眼球编造新闻、为赚流量贩卖焦虑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流量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媒体人更需铭记，商业成功不应以牺牲专业操守为代价，市场竞争力不能背离社会责任感。徐伯昕先生的精神提醒我们，真正的媒体影响力来自于公信力，而非简单的数据指标。

　　作为民进创始人之一，徐伯昕先生将媒体工作与民主追求紧密结合，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他不仅通过出版物传播民主思想，更亲身参与民主政治实践，将言论场中的理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这种将"言说"与"践行"的统一，对当下某些"键盘侠"式的媒体行为形成有力反衬。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媒体人更应超越简单的批评与指责，以建设性姿态参与新闻报道。真正的媒体人不仅是社会的观察者与记录者，更应是进步的推动者与变革的参与者。在技术变革重塑传播格局的今天，媒体形态虽已天翻地覆，但那些根本的职业价值——对真相的忠诚、对公众的责任、对进步的信念，却历久弥新。徐伯昕先生那一代媒体人面临的是救亡图存的时代课题，而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如何在信息过载中守护理性、在价值多元中凝聚共识的新挑战。二者的时代环境虽有不同，但媒体人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定位却一脉相承。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重温徐伯昕先生的精神世界，他留下的精神火种，仍将在新时代传承和绽放。当虚假新闻消解公众信任，当娱乐自嗨麻痹社会神经，当流量崇拜扭曲价值判断，当代媒体人更需要从这位先贤身上汲取精神力量——那种将职业使命与国家命运相连的胸怀，那种在商业诱惑面前坚守底线的定力，那种深入民间、扎根一线的踏实作风。我们纪念徐伯昕先生最好的方式，不仅将他视为一位光荣历史的主角，更要让他的精神成为照亮媒体人前路的光源，在新时代的传播实践中，延续那一直在路上的文化理想与民主追求。（作者系民进镇江市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