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周建人先生

　　衡 瑜

　　刚加入民进时，周建人这个名字对我而言，仅仅是史料里一个模糊的符号，我只知道他是鲁迅先生的弟弟，是位生物学家，在民进历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像许多历史人物一样，被简约的文字框定在泛黄的书本里。那时总觉得，所谓先贤，大抵是遥不可及的存在，他们的事迹或许伟大，却少了几分能触动人心的温度。直到我在历史资料陈列馆看到周建人先生的手稿，以及眉宇间透着温和与坚定的老照片时，我才逐渐看清这位先贤穿越时空的身影。

　　泛黄的纸页在陈列馆的灯光下泛着时光的印记，一本《民主》周刊合订本静静地躺在其中，周建人先生的字迹刚劲有力，墨迹深处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焦灼与激昂，旁边的批注上写着“连夜撰写，墨未干即送印刷厂”，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背后藏着怎样滚烫的赤子之心。

　　顺着这份手稿的线索，我开始追寻周建人先生的足迹。1945年深秋的上海，霞飞路那间石库门的灯光，原来曾照亮过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救国之路。为筹备民进，时年已58岁的他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街巷之间，用随身携带的生物书籍作掩护，在特务的监视下传递进步思想。有份日记残页记载着，他曾在寒冬腊月钻进粪车的夹层，蜷缩两个小时才抵达集会地点。车外是呼啸的寒风，车内是刺鼻的恶臭，而他极力掩藏的，是拟好的《对于时局的宣言》初稿。这份沾满污渍的手稿如今静静躺在档案馆里，纸页上的褶皱仿佛还保留着他指间的印记。看着惊心动魄的文字记载，让我第一次明白“创始人”三个字背后沉甸甸的分量。

　　真正让我对周建人先生肃然起敬的，是1946年“下关惨案”后的那份油印传单。当年6月，马叙伦等代表赴南京情愿遭到殴打，周建人连夜在地下印刷所赶印抗议传单，传单上“和平流血，天下痛心”八个字，每个笔画都带着颤抖的力量。印刷所被特务发现时，他正抱着最后一批传单从后窗跳下摔断了肋骨，他忍着剧痛将传单分发给学生，让第二天的上海街头飘起了带着墨香与血痕的传单。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周建人始终站在斗争的前沿，正是这样的勇气和担当，让民进在成立之初就成为黑暗中一束不可忽视的光。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周建人先生的伟大，更在于他始终保持着对民生疾苦的敏感。1950年冬天，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他到河北农村视察，在一间四面漏风的土坯教室里，他看到孩子们把冻裂的手缩进袖管里写字，当即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分给孩子们。那天返回后，他连夜给政务院写报告，字里行间满是焦灼，“若少年失学，民族未来何托！”在他的努力下，一批批新校舍建成，更多的孩子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

　　周建人不仅在政治和教育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他的治学精神也令人钦佩。他一生致力于生物学的研究和科普，有人提出要简化生物教材中的基础理论以迎合潮流，周建人先生在会议上据理力争，“科学来不得半点讨巧，今天偷的懒，将来会变成民族的短板”。晚年的周建人先生依旧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醒与热忱，他在病榻上修改《无脊椎动物学》教材，批注里满是“此处应加插图，便于孩童理解”的细致标注，他对身边人说“科学是民主的基石，百姓懂科学，才不会被愚弄”。那些用不同颜色笔迹修改的书稿，串联起他对科学普及的毕生坚守。

　　如今再看民进前辈们的老照片，周建人先生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目光沉静有千钧之力。他不再是史料里模糊的符号，而是那个在粪车里甩掉特务的老者，是把围巾分给孩子的长辈，是在病榻上修改教材的学者，这些细碎而滚烫的瞬间，让“先贤”二字有了可感可触的温度。真正的伟大从不是遥不可及的丰碑，而是融入日常的坚守。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立会为公”——把家国情怀藏在笔尖，把民生冷暖放在心头。

　　每次参加民进活动，我总是会想着史料里那些老照片，它让我懂得传承就是让先贤的精神在当下继续生长。当我为公司的技术难题熬夜攻关时，当我为社区的公益服务奔走忙碌时，当我为民生议题建言献策时，总觉得有股温和而坚定的力量在心底涌动，那是周建人先生，是所有民进先贤，用他们走过的路为我们指引方向，看着我们这些后来者，如何把他们未竟的事业，一笔一划写进新时代的篇章。（作者系民进无锡市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