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文分两个部分：一、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科学论断，分析了当前我国参政党所面临的困境：一是人才匮乏，智力优势、人才优势式微；二是政党意识淡薄，政治素质偏低；三是参政议政能力不足，民主监督尤为欠缺；四是政党之间趋同性日趋严重，影响政党关系可持续发展；五是组织领导力、动员力不强，凝聚力、吸引力不足，社会知晓率和认可度低。二、依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探讨了我国参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对策：要实现“长期共存”的目标，就必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政治信念和理论自觉；就必须大力开展民主监督；就必须致力于参政党的自身建设；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关键词：参政党；政党制度；统战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2月6日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科学论断，强调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号召我们要充分认识肩负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坚定政治信念，坚持前进方向，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共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的“二六”讲话明确了当前我国参政党的基本属性、历史地位、时代使命和目标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学说的重大创新，也为我国参政党的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        我国参政党当前的困境浅析

　　我国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作为我国政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通力合作，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历程，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曲折的考验，逐渐成长、壮大，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来考察，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独创的，也是当今世界所独有的。虽然在1980年代之前，有7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实行这一政党制度，但苏东剧变之后先后中断了[1]，唯有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既值得我们自尊和自豪，也值得我们警觉和审视，这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从参政党的建设与发展来考察。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参政党的建设与发展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和引领，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状态，且受到多次极左路线的冲击，不断出现一些困扰和难题，迄今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参政党人才匮乏，其智力优势、人才优势式微

　　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包括无党派著名人士在内，在新中国刚成立时，集中了当时社会各界的知识精英、知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虽然仅1万多人，但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这正是当时建设新中国所急需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所缺乏的，他们在与共产党共商国是中，常发出睿智高见，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担任要职，因此民主党派被称之为“人才库”、“智囊团”是名符其实的。1949年至1957年短短8年时间，各民主党派人数从1万多一下子发展到10万，其中多数为高级知识分子。这一方面说明党的统战政策好，民主党派的作用得到执政党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主党派在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中有较大的吸引力。但今天情况大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的大党，拥有8600多万党员，集中了中国社会的精英，包括绝大多数知识精英。据统计，目前党内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约有3600余万，占党员总数的近四成，是8个民主党派总人数（约100万）的30多倍。特别是文革之后，加强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党内许多学历高、专业强的才俊进入了领导班子。而且，共产党十分重视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发展工作，每年大学毕业生中的党员人数就已占有较高的比例。反观民主党派，文革以前加入组织的老一辈党派成员，1976年约为6.5万（其中大多是1957年前加入的），到今天人数已不多了，且因到了耄耋之年，退出了政治舞台。当前，民主党派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文革以后加入的，他们虽多为中高级知识分子，但总体上与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相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看均无智力优势和人才优势可言，“人才库”、“智囊团”的特色已难显现。而且面对执政党组织发展工作的强势，参政党要发展优秀的知识分子就显得空间的逼仄和吸引力的孱弱。这与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政党关系的发展是很不适应的。

　　2、参政党政治意识淡漠，政治素质偏低

　　有学者将当今民主党派成员分为4个不同年龄段（35岁以下，35—40岁，41—50岁和51—60岁），对他们的政治素养进行了研究[2]，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因其年龄段划分区间过窄，也较机械，因此差别不太明显。以笔者的考察认为，宜将民主党派成员分成1930、40年代出生，1950、60年代出生和1970、80年代出生这样3个不同年龄段，更容易显示他们之间的差别。对于1930、40年代出生的党派成员，即所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人，他们对旧社会有一定的记忆，都亲历了解放后的各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和文革动乱，政治经验相对比较丰富，政治素养也相对较高，但大多于世纪之交前后退休或退居二线；对于1950、60年代出生的党派成员，特别是现在还在职的1955年以后出生的党派成员，他们缺少新旧社会对比的体验，对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直接体验也不多，因而政治经验较缺乏。他们现在在党派内是主要骨干力量，省、市级组织的领导人和代表人物多出于这一代人；对于1970、80年代（主要是文革以后）出生的党派成员，他们一般学历较高，思想比较活跃，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但政治经验更为欠缺。尤为明显的是，文革以后加入民主党派的这三代人，特别是后两代人，与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差别：与老一辈相比他们往往缺少政治经历和经验，对民主党派的历史不甚了解，对民主党派创始人民主政治的追求，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历史性选择的深远意义缺乏认识，政党意识比较薄弱。客观地讲，我国的民主党派受历史、社会和自身等多种因素的局限，政党意识本来就“先天不足”，后又屡遭极左路线的冲击，政党意识又“后天缺失”。在社会上民主党派“无用论”、“花瓶论”的影响下，真正把加入民主党派作为实现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抱负、展示政治才华的人极其少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寄托说”，即有政治上的追求，想入共产党不成，转而加入民主党派，作为政治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二是“依靠说”，即期望加入民主党派有所依靠，好替自己撑腰、说话；三是“归宿说”，即加入民主党派有一种政治上、心理上的归属感；四是“亲近说”，即自己亲近或敬佩的人加入某一党派，也追随而要求加入；五是“从众说”，即看到不少熟悉的人加入了民主党派，自己也跟随加入；六是“情面说”，即原本无意加入，人家求贤若渴，登门拜访来劝说，碍于情面而允诺加入，等等。这些人往往缺乏政党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历史使命和政治担当是很不相称的[3]。

　　3、参政党参政议政能力不足，民主监督尤为欠缺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主要有两大职能，即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参政党的参政议政面对的是执政党执政的广阔领域，但由于参政党人数少、人才匮乏，党派成员多为“业余闹革命”，即他们的专业仍是本职工作，只能业余从事参政议政工作，因而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同时还因自身专业的局限，调研的困难，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要想在短时间内对某个领域的某个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 和有见地的建议是十分困难的。而对应于他们的是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管理工作的党政领导干部，他们长年从事这方面工作，成天在思考这些问题，既熟悉情况，又有实际经验和理论水平，你的意见、建议要入他们的“法眼”，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常出现“说了也白说”的情况，也在情理之中。针对于此，有人提出党派参政议政“拾遗补缺”的方针，想以此来摆脱尴尬局面，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参政党参政议政能力不足的无奈。

　　如果说，相对于参政党参政议政还常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其民主监督则常常是“乏善可陈”，已被公认为是当前参政党履职最为薄弱的环节。这主要与我国整体政治生态状况有密切关系。[1]我国的政党关系和政治生态的最大特点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独大独强、多党既小且弱，形成众星拱月式的关系，往往强调合作性、协调性、一致性而忽略差异性、独立性、制约性，导致对民主监督的轻慢、忽视和疑虑，表现在：一是对一些尖锐问题、敏感问题和重大决策问题，往往因有所顾忌、缺乏诤言的勇气而回避开展监督；二是由于监督机制、制度、渠道、程序等方面不健全、不完善而无法实施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受自身条件的局限而难以实施监督，使民主监督成为当前各民主党派履行政治职能的共同“短板”。[4]

　　4、各参政党之间以及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趋同现象日趋严重，影响政党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成立之初，其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其政治纲领是民主政治和民族复兴，虽在成员的阶级和阶层结构上有些不同，但均属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政党。后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抗争的过程中，与中共合作，自愿接受中共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共同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创建了新中国。之后又与中共一同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康庄大道。这种相似的成长历程就成为各民主党派趋同的先天性基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各民主党派基本就成为了知识分子政党，趋同性进一步增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党为师”、“参政为民”的观念的进一步强化，各民主党派无论是政治纲领、指导思想、政策主张、参政议政命题，还是社会基础、成员构成、组织属性等诸方面趋同性进一步加剧。不仅如此，各民主党派与中共的趋同性也在不断增长。这是我国政党体制的逻辑使然，它不符合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蕴含的“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对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弹性和包容性，实现公共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加强对中共领导和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制约，都是非常不利的，这已成为当前影响和制约我国政党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症结所在。[1]

　　5、参政党组织领导力、动员力不强，凝聚力、吸引力不足，社会知晓率、认可度低

　　首先，从组织系统看，参政党一般均有中央、省（市）、地（市）及基层等四级组织，少数地方还有县（市）级组织，但领导机构人员都比较少。省（市）、地（市）级委员会，通常只有一名驻会副主委是专职的，主委和其他副主委，包括常委均为兼职，仅靠少数几个机关干部维持运转，这必然影响到参政党的组织领导力、组织动员力、参政议政力，进而影响到参政党作用的发挥。

　　再从基层组织看，由于党派成员人数少，基层组织往往是跨越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组建而成，其开展活动面临时间、场地、经费、联络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开展活动比较困难，活动形式比较单调，缺乏创新，纪律也较松弛，参与率不高，缺乏凝聚力和吸引力。据了解通常开展活动较好的基层组织约占三分之一，多数基层组织活动一般，少数基层组织仅维持低水平运行，个别基层组织活动几近停滞状态。此外，不少党派知名人士（代表人物）很少参加党派活动，也就谈不上发挥其代表性作用。

　　由于长期以来极左路线与思想的影响，加之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优势和作用宣传不够，一般公众对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知晓率低；另一方面，民主党派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进而导致认可度低。不仅是公众，一些基层党组织以及政府部门也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认识不足，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支持也不够。就是民主党派成员本身，也有不少人对民主党派的存在价值和前途存在疑虑。[1]这些都是影响我国政党制度健康发展的负面因素。

　　二、        我国参政党建设与发展的对策初探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根本指导方针，因而也是我国参政党建设与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依据。首先，“长期共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政党消亡学说和我国政党的实际作出的科学论断，既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前提条件，也是这一制度所追求的目标。最早提出“长期共存”思想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存在，在中共党内是有争议的。是照搬苏联模式，即因为“没有对抗阶级”（斯大林语）的存在而实行一党制，还是以苏联为鉴戒，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毛泽东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制的成功经验和苏联一党制的弊端，在当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明确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由此可见，“长期共存”是“十六字方针”的逻辑起点，具有基础性意义和本原性价值，对当今参政党的建设与发展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因此参政党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以“长期共存”为基本出发点。

　　1、必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政治信念和理论自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它是伴随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逐步发展而孕育，并通过民主协商建国的巨大成功而建立起来的，是完全符合我国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它又是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一种政党制度，必然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因此出现一些曲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也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有些人老是拿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来说事，其实他们没有认真研究世界政党发展史的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和民主形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如果生搬硬套别国的政党模式就会水土不服，由橘而枳，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鲜有成功的范例就是明证。即使在西方，其政党制度运行也不断暴露出它自身存在的痼疾和弊端，如两党或多党之间的互相争斗、倾轧造成政局不稳和动荡，竞选日益沦为金钱政治、攻讦政治，引发公众政治热情的减退和厌倦等。再看我国的政党制度，它是在中共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它不仅有协商建国的辉煌，自1954年建立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民主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后，又确立了以协商民主为特征的多党合作基本政治制度，它们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大体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民主政治体制的架构。另一方面，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避免了前苏联那样由一党执政必然走向一党专政所带来的恶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乱和内耗，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可谓功不可没。我们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充分看到我国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发展空间和内在活力，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理论自觉，致力于维护、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2、必须大力开展民主监督

　　毛泽东当年提出“八字”方针，明确了长期共存的目的是互相监督，主要是参政党对执政党的监督，即民主监督，这是民主党派存留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正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言：“我们有意识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当时这些论述使民主党派成员倍受鼓舞。1957年春，当共产党发出向党提意见的口号后，党派成员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当然也难免发出一些过激的言论，结果全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向党的猖狂进攻，民主党派被重新戴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大批党派成员被打成右派，就此给民主监督投下了阴影，人人心有余悸，其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因此，今天我们强调民主监督，就必须解放思想，打消顾虑，正本清源，从“十六字”方针提出的原本宗旨出发，重新认识民主监督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

　　显然，参政党的民主监督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跳出兴衰周期律的自主选择，也是共产党不断自我完善、永葆青春的迫切需要。民主监督作为党际监督，主要是政治监督，是参政党对党政领导部门执政行为的监督，形成对执政权力的制约。正如邓小平所讲的那样：“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5]习近平的“二六”讲话也强调：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的批判，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建诤言、作批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不足。由此可见，民主监督主要是从与执政党的不同角度观察问题、查找问题、提出批评、反映民声、勇于诤言，这样就能充分发挥参政党知识分子群体忧国忧民、目光敏锐、敢为民言、位置超脱的优势，体现其独特价值，这是其他监督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为了尽快改变当前民主监督薄弱的局面，一是要强化参政党及其成员民主监督的意识，提高党派组织和个人参与民主监督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做到“在民主监督中体现参政议政，在参政议政中加强民主监督”，把参政党的两大功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二是加强参政党对民主监督的组织领导。应成立以各参政党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主要领导牵头的各级民主监督工作委员会，有条件的基层组织建立民主监督小组，加强民主监督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三是要加强民主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建立民主监督的立案程序、运作机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反馈机制和制约机制；四是加强和改进各个部门的特约监督员制度的管理，充分利用这类平台发挥监督作用；五是努力探索民主监督的新途径。如通过专题民主评议开展监督，利用网络进行监督，联合媒体、多个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力量就某一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联合监督等；六是政府有关监察、监督、审计等机构更多地吸纳参政党的优秀分子参政，更好地发挥参政党民主监督的优势；七是建议制定“保护不同意见”的法律条文。1980年代初习仲勋任人大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时就竭力主张建立保护不同意见的制度，这对民主监督乃至民主政治都是有重要意义的。2010年人大就将代表在人代会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列入了《人大代表法（修正案）》，值得效仿。

　　3、必须致力于参政党的自身建设

　　我国的参政党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得不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乃至引起人们对“参政党还能否长期共存”的担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参政党的自身建设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为了实现“长期共存”的目标，加强参政党的自身建设已成为参政党和执政党的共识。

　　参政党的自身建设，包括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其关键在于紧密围绕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能力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上。[6]

　　参政党政治思想建设是其自身建设的核心，包括多个方面，笔者在这里仅提出两点：首先，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其次是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民主党派领袖的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民主党派顾名思义，就是以追求民主政治为其宗旨的政党。我国现存的8个民主党派，其中就有5个党派的名称（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直接含有“民主”二字。因此，民主可谓是民主党派的生命之源，是民主党派革命传统的原点和归宿。遗憾的是我们过去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民主党派的民主精神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更缺少新形势下民主精神的与时俱进，存在民主气氛不够浓厚，民主形式不够丰富、民主实效不够明显等诸多问题，甚至出现“民主党派不了解民主、不讲民主”的怪现象。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参政党内的民主建设，[7]大力倡导党派成员重新学习民主，了解民主政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解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史、当今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和世界各国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及反面教训，以便从中借鉴，以利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特别是当前协商民主的发展，促进我国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既是参政党政治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民主党派的“名”中之义。

　　参政党的组织建设是其自身建设的基础。首先，要尽快改变人才匮乏、后继乏人、优势式微的局面。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长期共存”的战略高度和大局出发，给民主党派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留下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在有条件的县级市和大镇可适当发展党派成员；要强化界别特色，鼓励在新兴界别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派成员，减少趋同性。其次，要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要更多地选拔政党意识和参政能力强的成员担当领导职务，加快领导干部从知识型向政治型的转变，代表人物向“公共知识分子”方向发展；要增加领导干部专职任党内职务的人数和兼职领导干部投入党派工作的精力与时间；要适当提高专职领导干部的政治待遇和收入。再次，要大力加强党派机关建设。机关人员是目前专职从事党派工作的主要力量。对市级机关而言，它往往身兼策划、组织、联络、指导、督促党派各项工作开展的重任。因此，要选拔得力的干部充实机关；尤其是要适当增加职数、提高职级和待遇，吸引优秀的人才到机关来工作；要抓好思想、作风、制度建设和目标管理，建设一个团结、稳定、高效、务实的机关干部队伍。第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一是要选好带头人和领导班子，塑造好基层组织的形象；二是组织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三是要制定制度，增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四是中共基层党组织要支持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开展活动。

　　参政党的制度建设是其自身建设的保障。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规范性、长期性和约束性，是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全面加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建设，特别是集体领导制度、机关工作制度、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机制的建设，更要在贯彻落实制度上狠下功夫，以提高参政党的组织力、号召力和工作效力。

　　4、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格局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始终是影响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党派建设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正如邓小平所说纵观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发展，什么时候共产党的领导正确、强而有力，多党合作就巩固、发展；什么时候共产党的领导犯错误，多党合作就遭到挫折、损失。因此，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成了参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关键。

　　在我国政党关系中，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因此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建国以来历史上是有过沉痛教训的，对此我们需要认真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正如邓小平所言：“在我国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需要听取各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8]

　　其次，应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我们过去强调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合作型，完全排斥竞争。对此有学者就提出了“没有竞争就真的那么好吗？”的疑问。[9]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竞争的生态系统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政党之间的不同、差异和多元就必然产生比较、区别和选择，这本身就隐含着竞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选择加入共产党还是民主党派，就体现了竞争。我们主张在合作基础上的适度竞争，反对无序、放任和恶性竞争，这样的党际关系可保持适度张力，才更具活力，更加和谐，且有利于克服趋同性的弊病。一是执政党要尊重政党间平等、独立的地位，欢迎、鼓励和包容参政党的不同意见、严格监督乃至尖锐批评，高姿态地为参政党提供更多的关心、支持和保障；二是把如何发挥参政党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两大职能列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10]，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参政党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三是要不断开辟政治参与新渠道，为参政党多层次、多方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程序和机制，推进其程序和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五是要加强媒体对多党合作制度和参政党及其代表人物的宣传力度，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列入大中学校的政治课，列入党课，列入党校、行政学院对领导干部、公务员的培训内容，提高党员、党员干部和公众对我国政党制度和参政党的知晓度和认可度。

　　第三，加强和改善党内民主。长期以来，执政党内存在民主发展不充分，权力过于集中，以党代政，人治突出，党内民主环境不完善，权力监督制约不到位和民主制度可操作性不强等弊端[11]，为党内外所诟病，因此党内外对加强和改善党内民主，改革党内权力结构，完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和民主决策机制的呼声也很高。因为，加强和改善党内民主，以此来带动党际民主，进而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这是推进我国民主政治、改善政党关系、推进参政党的建设与发展最高效、最稳妥、 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途径。[12]

　　参考文献：

　　[1]张惠康.政党制度包容性与多党合作可持续发展——以中国政党趋同为切入点，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部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统一战线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110—111；146；115—136；112页。

　　[2]马银邦.民主党派成员代际变化研究——基于青岛市的实证研究.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部编：中国特色色社会主义与统一战线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172—204页。

　　[3]强亦忠.对建设高素质参政党的几点认识[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1）。

　　[4]强亦忠.“同心”思想浅析[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6）

　　[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0—273

　　[6]任世红.参政党建设的理论框架论断[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2）

　　[7]王洪树.新时期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具有价值[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3：（4）。

　　[8]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5

　　[9]牛旭光.关键在于适合国情.见牛旭光著：政党政治与民主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62.

　　[10]牛旭光.我国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比较研究.见牛旭光著：政党政治与民主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03.

　　[11]齐春雷.推进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佳路径.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部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统一战线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51—78

　　[12]强亦忠.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