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30日至8月3日，叶圣陶应四川《教育通讯》社之约，为教师节特刊作文《如果我当教师》，该文刊于1941年8月23日出版的《教育通讯》第三十二、三十三期合刊。 叶圣陶1912年中学毕业，即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 。《如果我当教师》一文表达了他从教30年对当教师的思考，其中“养成好习惯”、“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帮助学生为学”、“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等，也是他此后数十年反复宣传的思想。时隔70年后的今天，重读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当好教师，仍然极富指导意义。
一、“养成好习惯”——教育的含义
“养成好习惯” ，是叶圣陶在《如果我当教师》中给教育所做的界定。他说：“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
“养成好习惯”，也是叶圣陶的一贯主张。1941年，他在《高等教育所要养成的好习惯》一文中说：“教育就是养成好习惯”，“普通教育的目标是养成一般人当公民的好习惯，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养成一些人做专门人才的好习惯。” 1958年，他在答教师的信中说：“我想教师工作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培养学生具有各种良好的社会习惯。诸如热爱国家关心他人的习惯，礼貌诚笃的习惯，虚心自强的习惯，阅读书写的习惯，勤劳操作的习惯，求实研索的习惯等等。” 1962年，他在《小学教师的工作》一文中说：“所谓教育，无非是从各方各面给学生好的影响，使学生在修养品德，锻炼思想，充实知识，提高能力，加强健康各方面养成好的习惯。” 1979 年，他在《当前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更为简洁地概括为：“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叶圣陶指出：养成好习惯，要“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他举例说：譬如门窗的开关，我要教他们轻轻的，“砰”的一声固然要不得，足以扰动人家心思的“咿呀”声也不宜发出；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关门窗总是轻轻的，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 他认为：这样的好习惯，不仅对于某事物本身是好习惯，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对于开关门窗那样细微的事，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还肯作奸犯科，干那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
叶圣陶还指出：好习惯，“硬是要养成，决不马虎了事”。他举例说：一个词儿，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怎么写，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一句句子，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怎么讲，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该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一篇故事，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一首诗歌，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什么，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他认为：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终极的目的。
上世纪40年代初，叶圣陶和朱自清合作撰写了两本专供各中学国文教师参考用的阅读教学指导书――《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这两本书便不断提醒教师要重视养成学生阅读的好习惯。叶圣陶还在为《精读指导举隅》所作的“前言”中特别指出“习惯的养成在教师的训练与指导” 。实施新课程后，有些人回避“训练”一词，以为一讲“训练”，就是应试教育，就是题海战术，就是整学生、把学生当奴隶。其实许多人都是望文生义，并不了解“训练”的真谛。叶圣陶对“训练”曾做过精辟的阐释。他说：“什么叫训练呢？就是要使学生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 他还说:“训练训练，分开来说，训是老师的事，练是学生的事。就老师方面说，采用种种有效的办法，循序渐进地教导学生练，固然极为重要，而督促学生认真练，经常练，尤其是奏功收效的关键。” 这就告诉我们:“训练”不同于“练习”，“训”就是“教”，“练”就是“学”，“训练”是师生双方的一种教学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指导、有实施、有评价的教学活动。
可见，教育就是要通过教师的训练与指导养成学生终身受益的好习惯。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表演一两回，而不终身以之，那是扮戏；无论怎样有价值，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都必须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
二、“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
——课程的目标
叶圣陶在《如果我当教师》中说：“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如国文科在训练思维，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理化科在懂得自然，进而操纵自然之类；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
教师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即认清教师所承担的那门功课的特有目标。以国文科为例。叶圣陶说：“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又说：“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认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
同时，教师要“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即所有功课承担的“造成健全的公民”这个总的目标。仍以国文科为例。早在上世纪20年代，叶圣陶就提出：“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 比如：“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 1962年，叶圣陶作《语文教学二十韵》有“立诚最为贵”一句。他解释说：“此语自‘修辞立其诚’来，无非‘言之有物’‘言之由衷’之意，而品德修养、实际锻炼亦复包蕴在内。苟德之不修，实之不讲，虽自以为‘有物’，自以为‘由衷’，犹未‘诚’也。” 1983年，叶圣陶还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作文与做人》的文章，批评学生作文言行不一的倾向。他说:作文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是有一位考生写得头头是道，有理论，有发挥，但是当他离开了考场，挤上了公共汽车，就抢着靠窗坐下，明明有一位白发老太太提着菜筐挤在他膝前，他只当没瞧见，他连给老太太让个座的起码的习惯都没有养成，还有什么资格谈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文章最后强调指出:“文当然是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
1940年，叶圣陶曾用车轮的轮辐与轴心来比喻各学科教学与教育总目标的之间关系。他说：“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象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又说：“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
在《如果我当教师》中，叶圣陶再次用了“车轮”的比喻，说明各学科特有目标与所有学科共同目标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辐’，许多的辐必须集中在‘教育’的‘轴’上，才能成为把国家民族推向前进的整个‘轮子’。”他指出：“这个观念虽然近乎抽象，可是很关重要。”
三、“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教材的功能
叶圣陶写《如果我当教师》正值抗战时期，课本的供给很成问题，往往临到开学买不到一本课本，可是叶圣陶决不说“没有书本，怎么能开学呢”的话。他说：“我相信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
“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叶圣陶有时也称之为“例子”。在叶圣陶看来，要实现教育的目标，“这些事儿不能凭空着手，都得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就是课本或选文。有了课本或选文，然后养成，培植，训练的工作得以着手。” 1932年，叶圣陶在《国文科之目的》一文中指出：“课本只是举出些例子，以便指示、说明而已，这里重要在方法”。 1942年，他在《略谈国文学习》一文中指出:“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本。” 1945年，他在为吕叔湘的《笔记文选读》所作的序中说：“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从语文教本入手，目的却在阅读种种的书。” 1949年，叶圣陶在为《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所作的序中说：“国文选本只是个凭借……有了凭借，历练才有着落。” 1978年，他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说：“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
课本又“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叶圣陶指出：“文字的课本以外还有非文字的课本，非文字的课本罗列在我们的周围，随时可以取来利用，利用得适当时，比较利用文字的课本更为有效，因为其间省略了一段文字的桥梁。”尤其是公民、社会、自然、劳作课，非文字的课本，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叶圣陶关于课本又“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的思想，是对“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的拓展和补充，打通了学校与社会，将课堂延伸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叶圣陶关于教材功能的论述告诉我们：一方面，教材是教师“教”的“凭借”，学生“学”的“凭借”。因而，教师与学生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而不能成为教材的奴隶，是“用教材教”，而不能局限于“教教材”。另一方面，一切的课外资源都可以拿来当作“例子”，为学生所用，使学生“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举一反三，掌握知识，提高能力，养成习惯。
四、“帮助学生为学”——教学的本质
在《如果我当教师》中，叶圣陶表示不主张将教师的行业叫做“教书”，同样不主张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读书”。他说：“书中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学生方面说，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说了‘读书’，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好像入学校只须做一些书本上的功夫。因此，说成‘教书’，也便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好像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并没有什么分别。”在叶圣陶看来，新式教育与旧式教育的一大区别，即在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取功名”，而现代教师“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
叶圣陶说：“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帮助学生为学”。“帮助学生为学”的思想与“养成好习惯”思想是一致的。对学生来说，是“养成好习惯”；对教师来说，是“帮助学生为学”。这是叶圣陶对教学本质的揭示。这也就是他在《略读指导举隅》前言中所强调的“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的意思。 吕叔湘曾将之解释为：“教学、教学，就是‘教’学生‘学’。” 叶圣陶的这一思想，后来更多地表述为：“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1961年9月，叶圣陶在呼和浩特跟语文教师的讲话中提出:“总之，讲的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讲。如果一个老师能作到上课不需要讲，只作一些指点和引导，学生就能深刻理解，透彻领会，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1962年1月，他在《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一文中说:“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养成这样一种能力，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学生将来经常要阅读，老师能经常跟在他们背后吗？因此，一边教，一边要逐渐为‘不需要教’打基础。” 1962年7月，他在回答教师的书简中说：“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 同月，在回答教师的另一书简中说：“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 1962年11月，他又在回答教师的书简中说:“尝谓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也。” 1974年1月6日，他在回复一位教师的信中再次提及此观点:“凡为教者，必期于达到不须教。” 1977 年12月16日，他给《中学语文》杂志的题词：“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假如学生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就不需要教了吗？而学生所以要学要练，就为要进入这样的境界。” 1978年8月21日，他在题为《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发言中说:“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 1979年10月，他在《当前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老师讲，目的是要达到不用讲，好比帮孩子学走路，先牵着他走，扶着他走；进一步让他自己走，在旁边护着他；最后完全可以放心了，就让他自己走，护也不用护了。” 1983年8月6日，他在民进外地来京参观教师茶话会上说:“刚才有一位同志说到我说过‘教是为了不教’。后来我加了四个字:‘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我觉得这样表达比较明白。是不是不教了，学生就学成了呢？非也。不教是因为学生能够自己学习了，不再需要老师教了”，“达到不需要教，就是要教给学生自己学习的本领，让他们自己学习一辈子”。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是教学的最高境界，又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指导思想，是教学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教学改革的归宿。“教”是手段，“不教”是目的。从“教”到“不教”，有一个复杂的、艰苦的过程，这是个启发、引导的过程，也就是教师“帮助学生为学”的过程。通过教师的启发、引导，学生具有自主、独立学习的能力，养成自主、独立学习的习惯，教学由教师帮助学生学逐渐达到学生自主发展的目的。这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精神:“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促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 ，是完全吻合的。
五、“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师生的关系
1937年，叶圣陶在《给与学生阅读的自由》一文明确指出：“教师和学生，无论如何不应该对立起来。”“教师和学生是朋友。” 在《如果我当教师》中，叶圣陶进一步提出“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的主张。这是叶圣陶对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的表述。
“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就要爱学生，民主、平等地对待学生。叶圣陶说：“我如果当小学教师，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他举例说：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是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我决不举起手来，在他们身体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觉，至多几分钟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隔一两天也没有痕迹。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身体上的痛感或红肿，固然不久就会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
“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还要了解学生，讲究教育的方式方法。叶圣陶说：“凡是在我班上的学生，我至少要知道他们的性情和习惯，同时也要使他们知道我的性情和习惯。”他举例说：“他们如果到我家里来，我决不冷然的问：‘你们来作什么？’他们如果有什么疑问，问得深一点的时候，我决不摇头说：‘你们要懂得这个，还早呢’问得浅一点儿的时候，我决不带笑说：‘这还要问吗？我正要考你们呢！’”“这种拒之千里的语言态度，对于不相识的人也不应该有，何况对于最相亲的朋友？”
叶圣陶“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的思想是与他“以学生为本位”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早在1919年，叶圣陶发表《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就提出“以学生为本位”的主张。他说：“小学作文之教授，当以顺应自然之趋势而适合学生之地位为主旨。”“作文命题及读物选择，须认定作之者读之者为学生，即以学生为本位也。” 1922年，他又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中指出教育的病根之一是教师“不会了解儿童，不以儿童本位一义为教授之出发点”，“学童全居被动地位”。 1941年，他在《国文随谈》中更明确提出了学生是“主体”的思想。他说：“国文课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工作，可是主体究竟是学生。”
叶圣陶“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的思想也是与现代教育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实现面向全体、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时代潮流相一致的；与当今新课程改革中“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鼓励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的精神完全一致的。
六、“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教师的要求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是叶圣陶对自己的要求。叶圣陶先生于1988年2月16日去世后，顾黄初先生写了《叶老最后留下的》一文以示怀念。文章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他1987年6月在北京参加民进中央代表会议时，亲见叶老慈祥的容貌、亲聆叶老的谆谆教言容祥的动人情景。文中提到叶老最后一次讲话的中心：“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文章写道：“叶圣老一生确确实实是这样做了的，所以才能成为人师的楷模，后学的表率。而他老人家直到垂暮之年仍然铭记着两句话，以此自励，以此勉人，希望大家‘广为宣传这两句话’。这精神是何等的感人，这期望又是何等的恳挚!这就是这位现代文化教育的伟人最后留下的箴言!”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也是叶圣陶在《如果我当教师》对教师为人为学的要求。所谓“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就教师而言，即如叶圣陶所说：“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我自己一定实践；凡劝戒学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他举例说：我希望学生整洁、勤快，我一定把自己的仪容、服装、办事室、寝室弄得十分整洁，我处理各种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我希望学生出言必信、待人以诚，我每说一句话，一定算一句话，我对学生和同事，一定掬诚相示，毫不掩饰……他说：“必须‘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出愿望来，吐露出话语来，才有真气、才有力量，人家也易于受感动。如果不能‘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和吐露的时候，自己先就赧赧然了，哪里有什么真气？哪里还有力量？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至多报答你一个会心的微笑罢了，哪里会受你的感动？”
叶圣陶这一思想后来更明确表述为:以身作则、为人师表。1955年，叶圣陶写过一篇《教师必须以身作则》的文章，指出：“教师教学生不能光靠语言，还得以身作则，真正的教育作用在语言跟实际生活一致上”。 1963年，他在跟北师大中文系学生讲话的提纲中写道：“以身作则……换言之，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必须充实自己，才能教好学生，在教育工作中尽光荣的责任。” 1982年，他在《身教和言教》一文中语重心长地说:“我国自古以来有‘言教’和‘身教’的说法，还说‘身教’胜于‘言教’。‘身教’就是‘以身作则’，教育者自己作出榜样来，让受教育者自动仿效，收到的效果当然比光凭口说深切得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是这个道理。” 1984年，90高龄的叶圣陶还作了一篇题为《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的文章，反复强调:“凡是自己的实践必须跟说给学生听的一致。”“‘言教’并非独立的一回事，而是依附于‘身教’的；或以言教，或不言而教，实际上都是‘身教’。‘身教’就是‘为人师表’，就是一言一动都足以为受教育者的模范。”
叶圣陶的《如果我当教师》写于70年前，为什么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极富指导意义。我想，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吸收了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比如：“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出自《礼记?大学》；“修辞立其诚”，出自《周易?乾?文言》。二是借鉴了国外先进教育理念。比如：“以学生为本位”“以儿童本位一义为教授之出发点”的思想，就受到杜威“儿童中心”思想的影响 ；三是融入了自身教学经验与反思。比如：他对“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数十年如一日的思考 ；四是掌握了辩证思维的方法。比如：说“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再如：既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又要“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正因此，使得叶圣陶能够超出常人，透过种种现象，揭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1980年，吕叔湘先生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一书所写的“序”中说：“按说这本集子里边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过时呢？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 我理解，吕叔湘这里说的“老问题”，就是关系到教育本质和规律的问题。正因为叶圣陶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他的教育思想才能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典，才能成为常读常新的智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