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1885年4月27日生于杭州，别名彝初、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年又号石屋老人，是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和民主革命家。1911年参加同盟会，后曾任《国粹学报》等报刊总编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1945年在上海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 高等教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因病卒于1970年5月4日。主要论著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老子校诂》、《庄子义证》、《马叙伦学术论文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首任高教部长便是国内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先生。他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便是党的亲密朋友，后来作为重要民主党派──“民进”的发起人，又长期与共产党合作。他不仅在学术上有着众多的成果，其高风亮节也长期为世人表率。

　　早年曾立志去日本学习陆军。袁世凯称帝时愤然辞职，有“挂冠教授”之称

　　五四运动时主持北京大学教职员

　　声援学生，入狱探望时因警察监视用文言讲解形势。

　　马叙伦自幼家境贫寒，10岁时父亲去世，兄弟姊妹5人依靠母亲刺绣抚养。1899年，他进养正书塾就读，文史成绩皆优，曾在半年之内连升两级。在学期间，他受塾师、著名历史学家陈介石影响，立志推翻封建统治建民国。曾立志去日本学陆军，但因得罪了学正（总务主任）而未能成行。马叙伦后辗转到上海，主编《新世界学报》宣传革命。1911年，经章太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曾任杭州都督府秘书，后来因决心以教育救国，便辞官从教，先后到浙江第一师范和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任教。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马叙伦代拟讨袁檄文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声援蔡锷的云南“护国军”。袁世凯称帝后，马叙伦为表抗议宣布辞去北京大学和医专的教职，一时有“挂冠教授”的美誉。他离京南归上海后，生活无着，靠朋友接济和典当衣物度日。不久袁世凯死去，1917年春节过后马叙伦应蔡元培电报邀请，又回北京大学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中，马叙伦颇有名望，他主持的北大教职员会与北京教职员联合会成为学生运动的有力后盾。马叙伦作为代表前往狱中探望6月3日被捕的学生时，同学们急切地希望了解外面形势，由于军警在旁监视，马叙伦便改用文言向大家介绍时局。愚昧的军警听不懂文言，只好站在一旁干瞪眼。

　　在20年代初积极帮助早期的共产党人，先救“南陈”，后救“北李”，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

　　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马叙伦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既是同事，也是新文化运动志同道合的战友。此时他虽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创建，却从思想上同情这些革命者并尽力提供帮助。1920年1月的一个傍晚，马叙伦得到军阀政府要在当夜逮捕陈独秀的消息。为避开监视，他机智地打电话给住在陈独秀附近的沈士远教授，不直接说出名字，只称：“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陈独秀得此报告，遂连夜躲避。翌日晨，在李大钊伴同下，陈独秀化装乘骡车离开北京，在路上又商定了建党之事。

　　1921年8月，马叙伦在北京被军警打伤，遂南下到杭州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提倡民主办学并推行北京大学教授治校经验。1922年夏，经蔡元培等推荐，马叙伦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不久北京政府改组，他被任命为教育次长，于是北上回京。当时有人认为他当北洋军阀政府的官不合适，而他表示“教育部关系革命，不应放弃”。

　　1924年秋天，一天教育部得到一份密件，其中引内务部的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寿常在各校活动。”兹请教育部马上查办。马叙伦马上意识到所讲之人正是李大钊的字“李守常”的谐音，便甘冒风险把此件压下不办，并立即通知李大钊迅速转移脱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叙伦又积极营救被捕下狱的共产党员。后来他在政府内又秉公办事不买蒋介石、陈果夫的账，深受国民党当局嫉恨。在南京政府提出“马叙伦不孚众望，令其辞职”后，他愤然辞官，再次回到北京大学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

　　在北平牵头成立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赶到成都劝说军阀刘湘，为促成停止内战而尽力

　　抗战结束后发起组建“民进”，被选为主席。他率上海请愿代表赴南京时遭特务凶殴负重伤，拉着周恩来的衣服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1948年他赶往解放区。

　　30年代中期，面对民族危急，马叙伦出头发起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自己出任主席。他得知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便亲自赶到成都游说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把自己秘密得到的《何梅协定》抄件交给他看，说明国家面临日本侵吞的燃眉之急，不可再打内战。刘湘经此劝说，又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红军离川北上陕甘后果然提出联共主张，又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为促成全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做了有益的事。抗战胜利后，已年过花甲的马叙伦大声疾呼和平与民主，并团结了一支文化、教育界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1945年12月30日，上海文教界和工商界民主力量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并在中国科学社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并选举马叙伦担任主席。

　　1946年春夏，随着内战日益扩大，马叙伦又召集组织六个民主党派团体，以站在国共之外的“第三方”身份，于5月5日召开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向国共两党都发出了要求停战的电函。6月23日上午，马叙伦为首的十位代表乘火车出发赴南京，准备向蒋介石请愿，上海各界竟来了10万人相送，“反内战、要和平”的呼声响彻车站内外。

　　国民党当局面对这场多年未有的人民大示威，恼羞成怒，令特务机关也以所谓“民众”身份对付。6月23日下午，火车刚到南京下关车站，几百名一副流氓相、自称“苏北难民”的特务和地主还乡团马上包围了马叙伦等代表。这群家伙叫嚣说共产党搞土改把他们赶出家乡，正盼政府出兵，上海和平代表应该去向中共方面“请愿”。马叙伦等人当场严拒这种无理要求，接着在喊打声中，暴徒们把代表们围殴了五个小时，在场的大批警察宪兵都一直袖手旁观，从而造成“下关惨案”。正在南京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得知后怒不可遏，马上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制止逞凶，并组织人将伤员送往医院。身负重伤的马叙伦躺在床上，拉着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的衣服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在南京下关车站所流的鲜血，更使马叙伦和他所领导的“民进”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为报刊撰写了百十篇战斗檄文，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为了保护他们，中共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对路线、船只、时间的周密布置，避开特务监视，于1947年底将马叙伦和其他民主人士送上一艘德国货轮上去香港。1948年10月底，马叙伦呼应中共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同郭沫若等人离开，乘船北上奔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2月，林伯渠携带周恩来写给马叙伦等人的亲笔信，迎接他们进入北平。6月间，马叙伦以“民进”代表身份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后他还担任了第六小组的组长，主持拟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担任国家第一任教育部长和第一任高教部长，并继续主持“民进”工作。他任高教部长时年近古稀，因终日仍忙于工作而积劳成疾。1957年，他患了脑软化症，神经系统功能逐渐衰退，从此失去生活自理能力。1970年5月4日，马叙伦在多年卧床后因并发肺炎逝世，终年86岁。

　　一生突出“爱国”、“做人”、“做学问”，成为一代学人的师表

　　马叙伦的一生，是一个由受旧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民主主义斗士，后来又竭诚与共产党合作的典型。他早年追随孙中山，立志建设民国，后来又深恶军阀统治黑暗和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卖国，同共产党人由朋友式的同情发展为全身心地拥护。

　　在做人方面，马叙伦非常讲究气节，树立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榜样。1937年秋，上海被日军占领后，陷于此的马叙伦悲愤不已，遂蓄起胡须，更名邹华孙，隐居不出。同年末，日军在华北成立了傀儡政府，出任伪教育总长的汤尔和是他早年的好友，曾派说客拿着亲笔信请他出山担任北大校长，马叙伦向来人严正表明不任伪职的立场，并反劝汤尔和保持晚节。1940年，曾是马叙伦学生的汪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也曾邀他出任伪职，也马上遭怒斥。马叙伦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陈公博又派人送来大米和钱，他马上到门外亲自制止卸车，将大米和钱如数退回，并高吟屈原名句以自励。

　　马叙伦在从事爱国政治活动时，还不忘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他一生中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对音韵、训诂、金文、石鼓文、古籍整理、校勘、注疏，以及老庄哲学、古典诗词和书法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文字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