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在参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各个团体组织中，历史较久、影响较大、与民进关系较深的一个团体是益友社。

　　益友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商业系统店职员为主体的进步团体。它成立于1938年2月，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社员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党的组织在五十多个行业发展了500多名党员，在抗日战争和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去根据地和解放区。　

　　本文结合益友社的特点，着重谈谈解放前民进与益友社的关系。

　　益友社的特点之一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中上层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益友社设立名誉理事、理事和监事。担任这些职务的有社会名流、专家、教授、上海各行业同业公会的理事长等知名人士。他们的赞助和支持，有利于团结争取更多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抗日和爱国民主运动、减少了广大职员店员参加革命活动的阻力；也有助于掩护和发展党的组织。据史料记载，党中央和毛主席很赞赏上海地下党通过组织公开合法的职业团体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的做法，认为这是在当时环境下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创造。党中央的电报中还指出：“这些团体，对于开展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幼作用很大，要坚持巩固。通过这些团体，开展建党工作，发展党的组织。”

　　在民进的发起人和早期会员中，长期担任益友社常务理事和名誉理事的有赵朴初、陈巳生、许广平、金芝轩、陈选善、陆高谊等同志。特别是赵朴初、金芝轩同志对益友社有最显著的贡献。益友社的社史中说：“在益友社的十二年中，对益友社争取社会合法地位最有帮助的是赵朴初和张菊生两位先。赵先生是当时的进步人士，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常务委员、难民收容股主任，净业教养院副院长。他在‘孤岛’时期就大力支持益友社，通过他的关系，使益友社得到了关炯之的赞助，打开了统战工作的局面。赵朴初先生不仅自始至终担任益友社的常务理事、监事主席等职，还曾到社讲演，宣扬民族气节，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并积极参与总务、福利等工作。难民收容所的工作结束后，他就将福绥里的房屋让给益友社使用，使益友社有了正式社址”。1984年，赵朴初同志在为《益友社十二年》一书的题词中写道：“众志拔三山，潜龙起九渊。风云一回首，四十七年前。”1988年，赵朴老又为益友社创立五十周年纪念题联：“壮志卫山河直谅多闻同气连枝皆益友；歌声动天地激昂慷慨红星孤岛忆当年”。词中充分肯定了益友社的作用，也反映了朴老对益友社的深厚感情。

　　金芝轩同志抗战前是开滦售品处总工程师。“一二·九”运动时，他营救过被国民党警察局关押的六位进步青年，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益友社的骨干、建国后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委的乐时鸣同志。1938年10月，金芝轩同志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刘鸣生任命为总会交通股主任，还组织了红十字会救护队，他积极向新四军输送军需物资。被新四军军部聘任为军部卫生顾问。1940年经赵朴老等介绍，金芝轩参加了益友社，受聘为名誉理事、常务理事兼总务长等职务，为益友社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当时敌伪《新申报》刊登了益友社是抗日团体，指明金芝轩等人是益友社的负责人后，金老沉着对待，不仅没有退缩，却仍经常在他家用不定期聚餐会的形式举行常务理事会会议，讨论益友社的工作。民进成立后，金老是第一批会员，他一面积极参加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活动，同时积极协助党进行工作，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军购买和输送军用物资。

　　益友社的再一个特点是利用合法团体，面向社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组织形式进行革命活动。益友社创办了许多业余学校、图书馆、诊疗所和福利、文体组织，还经常举办时事形势报告会和学术讲座。这些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群众，帮助他们提高了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而且还推动他们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民进成立后，民进的一些领导人经常到益友社及其所属的职业团体做时事形势报告。民进还与益友社互相配合，密切合作，积极推进爱国民主运动。例如，民进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主持了1946年1月13 日在上海玉佛寺为在“一二·一”昆明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于再烈士举行公祭活动。在参加活动的一万多各界群众中，益友社就动员了很多社友参加公祭，并以益友社同人的名义献了挽联，上联是：“五四、一二·一，时间互异，求解放则一，先生因正义而成仁，悲哉！”下联是“七七、九一八，战争则同，而结果互异，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有待！”益友社还派来歌咏队高唱革命歌曲，使公祭大会的气氛格外悲壮。再如，为了提倡爱用国货、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丧权辱国、摧残民族工商业的行径，以益友社同志为骨干的上海市第三区百货业工会，于1947年2月9日邀请上海各界代表四、五百人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召开大会。大会刚开始，一群国民党特务、暴徒手持凶器冲进会场，大打出手。百货工会的粱仁达当场被暴徒打死，包括益友社社友在内一百余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惨案发生后，民进立即与上海各人民团体组成“二·九惨案后援会”，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等同志被推选为后援会主席团成员。接着，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分别为“二·九惨案”发表“宣言”。各界群众纷起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持续了几个月之久，充分揭露了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益友社还有一个特点是广泛的群众性。益友社设立的社友部，是益友社组织活动的枢纽，参加益友社的社友按行业成立了干事会。益友社是由中共上海市委职委直接领导的，党通过在益友社的活动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在各行业建立党的组织，要求各行业的骨干深入各自所在的行业，参照益友社的经验，把群众组织起来。从1939年以后先后在几十个行业建立了群众团体。抗战胜利后从益友社脱胎而出成立的较大的团体有：“新药业同人联业会”、“五金界同人联谊会”、“衣着六业同人联谊会”、“糖业、海味、北货、水果、水产六业联谊会”（简称“联市”或“六联”)等。民进与这些"联谊会"都有联系。1946年5月5日由民进牵头，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时，这些“联谊会”都是参加这个联合会的团体单位。其中“联市联谊会”与民进的关系尤为密切，当时“联市”有2500多个会员，为了配合民进积极推进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联市”推荐八位负责同志加入了民进组织。（其中有解放后曾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的姚良如、任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委组织部部长的朱德振以及长期在民进中央工作的郑芳龙等同志）。他们与民进领导人王绍鏊同志保持密切联系。“联市”曾请民进领导人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等同志在群众大会上做“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报告。民进有重要的会议和活动及时通知“联市”的同志前去参加。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战斗，在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应当一提的是，民进的发起人之一、中央常委张纪元同志也曾经是益友社的骨干。民进的前辈赵朴初、陈巳生、金芝轩和张纪元四位同志在长期参加益友社和民进等组织的革命活动中，结成了亲如兄弟的友谊，在民进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