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05年，我参与了当时金女大90周年校庆而出版的关于吴贻芳教育思想研究一书的撰写 ，为在搜集整理档案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因为当时的金女大是教会学校，所以常常要举行一些宗教性的仪式——比如祷告，而另一方面，当时也正是国民党党化教育全面铺开的时候，这就使得他们每周都要有类似总理纪念周这样的整合党化与国族教育的活动与仪式。而在各种其他庆祝仪式中（比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建校纪念日等），也常常会夹杂着党化、爱国教育以及宗教仪式，形成一种两种仪式并行不悖的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我的关注与研究兴趣。凯瑟林·贝尔（Catherine Bell）曾在戈尔茨（Geertz）、卡纳丁（Cannadine）和布洛克（Bloch） 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仪式活动本身正是权力关系的产物与谈判过程，这就为我们思考这种现象提供了新的认识观念，即仪式是在相互竞争的舞台上进行的。以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在金女大所进行的双重仪式，就会对当时的情况有些不一样的理解。这种双重的仪式就好像象征着一种权利的角逐与共存，敬礼与祷告，国家权力与宗教信仰，是否真的能并行不悖？亦或者其中蕴含着各种竞争、妥协、合作、融合或者斗争？究竟在哪一层面两者可以达到一种暂时的平衡，什么时候必须有非此即彼的选择？ 

正是因为抱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所以我首先关注了这两者在金女大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冲突点，就是收回教育权运动和之后的注册立案。而在此次事件中，吴贻芳个人的行动非常的引人注目，由此，也就成为了研究分析吴贻芳的一个重要线索，串联起她之后对于金女大“厚生”精神的本土化改造以及将一所教会学校在战火中熔炼成中国大学的教育实践。而敬礼与祷告也成为了一个意象，作为标题，带领我们来探讨吴贻芳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在民族主义与信仰之间权衡与自洽。

      收回教育权运动与注册立案

吴贻芳被邀请回国担任金女大的校长面临的第一件要处理的大事就是遵从民国政府规定向政府立案注册的事件。但是当时的注册立案却不仅仅是简单的注册问题，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

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在独特的危机中生成的，这促成了民族主义话语在当时中国舆论中的强势政治价值取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理解教育的现代概念——教育主权诞生。因此，收回教育权运动被纳入了建构“主权”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过程中，进入了关于殖民与反殖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一系列政治行动的范畴。另一方面，当时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有很强烈的反基督教背景。它对基督教外来入侵文化和殖民意向的认定，和对其的排斥态度一直贯穿始终。这是教会大学注册立案过程的重要大背景。

因此，向政府注册立案成了对吴贻芳的一个重大挑战：一方面，她不能只为承担承前启后的使命、履行创校人的办学理想，而不顾中国时局的转变；另一方面，她又不能单为符合教育部的要求，而忽视教会的办学精神。

从吴贻芳的成长经历看出，她生长在传统家庭，家庭里并没有基督教背景，早年读书受维新派以及教育救国的思想影响很大，辗转多所学校，对中国情况较为了解，后来加入基督教，但并没有参与传教事业。喜爱科学研究，性格比较务实。这就对她后来接任校长后主持注册立案时的态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她的基督教教徒身份和金女大毕业生身份使她能够一定程度上获得教会方面的信任，她在美国的学习经历使得她了解西方的文化，而她传统家庭生活以及教育救国的理念使她能够了解中国文化，并能把握住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她能够顺应时势，又立场坚定。正是她的态度和坚持，让教会方面统一做出了许多的让步，成功推动了金女大的注册立案。

服务社会——重构“厚生”精神

吴贻芳接掌金女大后，对其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改造。她主动尝试将基督教会的理念融入到中国的爱国诉求中，努力在服务社会这个可以与政府产生交集耦合的基点上，将基督信仰与实践纳入国民政府主导下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她对“厚生”这一校训的核心价值的重构。

“厚生”作为金女大的校训，最初的来源是《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中的“Abundant Life”——丰盛的生命，大意是：我来了，不仅是要人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我们可以从这个句子中发现，虽然其中蕴含着服务的精神，但其基督教神职人员“牧羊人”牧领、引导民众的意识还是很强的。在之后教会学校内部世俗化的过程中，这个牧领的意味在渐渐淡化，转而探究何为丰盛的生命，并和基督教教育中的全人教育理念融合，而吴贻芳却在此基础上，不再关注单纯的对个体的“完整”与基督徒身份的追寻，而是以服务社会本身作为终极目标，提出了她对“厚生”精神的解释：“人生的目标，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能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为丰盛。” 正是这样的诠释打造了之后金女大对于“厚生”校训的本土化概念理解，并在之后金女大后期很多学生的理解中，直接与“为人民服务”对接，完成了一所教会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对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主动皈依。吴贻芳了解中国的情况，面对敏感而排外情绪较强的时代背景，她主动选择淡化基督教色彩，将基督教的奉献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责任相结合，对“厚生”的核心价值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而且影响深远的重构。不仅是完成了基督理念的中国化扩展，而且为后来经历各种大变革后，金女大教育理念中基督精神的部分延续打下了基础。

战时：从“金陵女儿”到“国家的女儿”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刻，校长吴贻芳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完成了一个心灵的重要转折，即民族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她至高无上的信条。“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使得我萌发爱国主义思想”。在1939年“双十节纪念典礼”上，她对金女大师生做《我能做什么》的演讲，要求大家当时时思及“个人对国家曾尽何种义务”;号召全体师生在此历史时刻担当起“大时代使命，亲自进入火中”，“当国家需要吾服务时，吾人能有‘我在这里，来差遣我’之态度”。在她的带领下，金女大的师生也经历了一个从“金陵女儿”向“国家女儿”的认同转换。

随着东部中国相继沦陷，战火向西蔓延。在民族国家最危险的时刻， 70多所中国的大学毅然西迁，边流亡边读书，金女大是其中唯一的一所女校。在抗战期间，吴贻芳应宋美龄之邀参加1938年庐山妇女谈话会并担任谈话会副主席，同时，她也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妇女团体“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副指导长，是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的执行委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1943年她参加晏阳初、桂质廷等组成的六人教授团，赴美宣传和敦促美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1945 年2 月参加中国代表团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她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的第一位妇女代表。

同时金女大在她的带领下也真正做到了国家对她们的号召——做宣传组织妇女抗日的“酵素”。金女大师生在战时有直接从军报国的，也有通过街头演讲、话剧、电影、歌咏队宣传抗日、为抗日将士募捐、通过义卖支援前线，慰劳征属；组织师生参与乡村建设与边疆建设；投身难童救助和儿童福利事业。正是在吴贻芳带领下的这样一系列真正“进入火中”的行动，使得拥有教会底色的金女大洗掉了“外来”“殖民”等污名，被真正意义上熔炼进了中国的民族认同群体之中。

结　语

吴贻芳通过大胆地把宗教信仰内部奉献、服务、拯救的内容与爱国行动联结在一起，在民族危亡时刻超越普世主义、自觉认同民族国家和对民族主义的皈依，最终在信仰和国族主义之间找到一种自洽的平衡与归属，使得金女大消除了因为教会大学背景在民族立场上一直背负的“原罪”。而在此平衡中，自下而上的“服务”精神是其重要的切入点，它将宗教与爱国行动，民族身份与普世价值勾联在一起，并对如今的金女院仍具有深远影响，它以校训“厚生”的形式成为金女大与金女院间重要的精神血脉，也使得基督教精神遗产能融入地方文化与意识形态并在高等教育领域部分地传递下来。而且，她智慧而巧妙地权衡非本土信仰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下的普世价值从文化殖民的阴影下剥离出来，这其中的种种有效实践对今天的国际和跨文化教育、以及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非西方世界高等教育都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启发作用。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吴贻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