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芳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的发展

吴贻芳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传统家庭，她的父亲吴守训久考不中，最后买了个小官，所幸家中倒还能供得起孩子们读书，11岁那年，吴贻芳和姐姐来到杭州，进入了杭州弘道女子学堂读书学习。随后，她又先后进入上海启明女子学堂和苏州景海女子学校学习。吴贻芳喜欢学英语、重视学英语，这点也体现在她的办学理念当中，金女大的教育中十分注重英语教学。

吴贻芳一直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学以致用地学才是真正的学习，后来她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中也强调实践学习的重要性，并在金女大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良发展。

1928年1月，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下，金女大校董会和委员会决议任命吴贻芳为新校长。吴贻芳接到通知后，决定完成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答辩后就回国赴任。为了做好准备，吴贻芳不停地在美国的女子大学中考察，详细记录每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制度、实践和学生情况，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并形成了自己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

吴贻芳在观察、调查金女大女学生们的校园生活情况后，修改、增添了关于女子“人格教育”的内容，使其更有利于金女大的教学，也更加体现了吴贻芳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中女子教育和人格教育的特点。在社会环境和政策要求下，吴贻芳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朝着更有利于社会的角度改进，体现了吴贻芳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的本土化发展过程。

吴贻芳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评价

（一）造福民众，改造社会

吴贻芳一直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她特别强调为社会服务要见诸行动，因此，金女大的学生们一直都以帮助邻里作为主要的社会服务。她们免费传授知识和技能给妇女、儿童，还开设邻里中心，里面有娱乐设施与卫生器具，保护民众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在一些人遇到困难时，学生们也会伸出援手，帮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从个人角度看，实践学习有利于更好地掌握知识与技能，从帮助他人中获得的满足感、自豪感能增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认同，有利于学生们树立自信心。从社会角度看，密切邻里交往有利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学生们自发地普及民众教育，有利于启发民智，拔除封建思想在普通群众脑海中的病根，新兴、进步的思想得以在平民中流行。

（二）两地并肩，抗战救国

吴贻芳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的重要核心就是爱国，在爱国教育影响下，金女大的学生与教职员都站在抗日战争前线。战争时期，社会动乱，金女大开始往内地迁移，于是就形成了南京校区与西南校区，殊途同归，无论是南京校区留守的教员抑或西南校区积极的学生，都在进行抗战救国的活动。

一方面，教师魏特琳带着少数留下的教职员留守金女大。在日军进城烧杀抢掠的几个月中，魏特琳决定将金女大作为避难所，不断收留妇女和儿童，校园、宿舍、教室都挤满了人，最多时竟然有四千多人。凭借着外国人的身份，魏特琳不断周转于宪兵队、大使馆寻求庇护，以期能保全校园中的民众和学生。

另一方面，西南校区的学生们积极参加抗战活动。金女大的爱国女青年们在后方积极宣传演出，鼓舞人民的斗志，积极反抗侵略。她们还为前线战士们搜集、缝制冬衣。此外，金女大的学生们也没有忘记学习，她们建立了救亡图书室，阅读各种先进理论，与其他学生和校外人士探讨救亡图存之路。

（三）适应时代，本土化兴

在金女大建立初期，由于知名度不高，几乎所有女学生都来自于有着基督教信仰的家庭或者基督教中学。而20世纪年代后，随着金女大声名鹊起，为了优化生源，吴贻芳决定开始面向普通公立、私立中学招生。1928年，金女大在校学生中，来自基督教学校的学生占录取学生总数的87%，而到1935年，这一比例降为66%，而且比例还在逐步下降。大量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的学生涌入这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学校，这些新鲜血液改变了金女大的学生结构。而且，吴贻芳成为校长以后，金女大不再将宗教课作为必修课。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宗教性。

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日益完善的吴贻芳女子“人格教育”思想，从培养基督教领袖到培养社会妇女领袖，着力使学生成为爱国的新时代高级知识女性。吴贻芳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中的爱国思想更是深深影响着每一位学生，潜移默化中鞭策着她们成为中国社会的栋梁之材，金女大毕业的“金陵女儿”们靠她们自己的努力改变社会，救国救民。为国家培养人才体现出金女大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化，这是本土化的表现。

（四）就业狭窄，少有突破

金女大毕业女青年的就业问题是评价金女大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检验吴贻芳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的“试金石”。整体来看，金女大毕业女青年的就业状况良好，尤其从事教育行业的比例一直都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在保留的5次较为准确的数据统计中，1931年和1937年毕业女青年超过半数都是教育工作者。诚然，这与金女大只招收女学生有很大关系，一般女性会比较喜欢和愿意从事教育工作，哪怕是在现在，师范院校中的男女比例也还是严重失调的。此外，这与基督教欲提高教师素质，并完成一贯的教育体系的目标有密切关系。证据就在于1933年毕业生中有7成以上都在教会学校任职。虽然吴贻芳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已经在原有基础上改良和发展了不少，但依旧还是有着基督教教育的底色在，始终还是在为基督教教育服务。其弊端在于基督教徒在当时中国社会属于少部分，他们会自发形成小圈子，不利于与社会接轨，因此，金女大毕业女青年中有不少还是选择在教会学校工作，无法突破自己的心理防线。

（五）禁锢思想，行为保守

虽然吴贻芳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在不断适应当时的社会，但还是会有基督教的教育思想残留其中，无法做到完全的本土化。其表现之一就是所招收的教职员大多数还是基督徒，毕业女青年中也多数还是基督教信徒。毕竟环境教育也是学校教育中重要的一环，身处这样宗教氛围浓重的校园中，再加上校园中时不时举办的宗教活动，学生们不知不觉就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和景仰了。这是在宗教信仰自由上影响学生自我的价值判断，是吴贻芳的女子“人格教育”思想的发展不够到位，不能在思想上放开对学生的控制，所以是思想解放不彻底的表现。

从行动上看，抗战阶段，大部分金女大学生们的抗战活动还是集中在后勤和医务，很少有激进的女学生去宣传反抗思想，去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因为基督教精神的影响，女学生们相对保守，不愿去接受新潮的思想。这种保守也体现在学生的言行举止上，金女大的女学生们大多是虔诚的、娴静的、端庄的、优雅的，仿佛修女一般。这样的相似来自于学校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女学生们个性发展的机会，是思想解放不彻底的表现。

（作者系航发优材（镇江）高温合金有限公司工程部安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