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嗜书被书恼， 

　　买书倾囊心愉悦； 

　　卖书易米心不甘， 

　　永不买书心凄惶。 

　　郑振铎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和创始人之一，也是著名作家和文学史家。他1898年生于浙江温州，其父过早逝世，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清贫。郑振铎从小刻苦学习，好学不倦，因家贫买不起书。他说：“我要看书总是向人借”，读书贫里乐。他对自己读书要求严格，在日记上写道：“读书毋草率，每读一书必一页一页读过，随有所见，即做札记。”郑振铎20岁时到北京读书，常常去附近图书馆借阅图书。在那里，他结识了瞿秋白、耿济之和许地山等有志青年，在思想上和学术上进行交流。他们因志趣相投成了好友。1919年，郑振铎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带来了新思想的高潮，是新文学运动的开端。从此，郑振铎开始了他的文学运动。他写作用的主要笔名是西谛，这是振铎英文名字的缩写字头为c、t 二字母，西谛即为该两字母的音译。五四以后，郑振铎南下上海。这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在提倡新文化，聘用新人物，他进馆做了编辑。商务印书馆股东之一，宿儒高梦旦很看重郑振铎，称郑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位良好的辅导”。高和郑又是同乡，福建长乐人。不久，郑振铎成了高梦旦的乘龙快婿。当然，郑振铎不仅勤奋有才华，相貌亦堂堂，高挑个，惯穿西服，翩翩美男子也。在商务印书馆，他继沈雁冰后主编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长达10年，使之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这时期他和叶圣陶、王伯祥同事，收入比较稳定，下班后常常拉他们去福州路喝绍兴酒。书翁之意不在酒，福州路中段是旧书铺集中的地方，郑振铎喜欢旧书成癖，经过书铺就忍不住踅了进去，往往兴冲冲地捧着一沓书出来，高兴地说：“喜欢得弗得了。”最初，郑振铎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以后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册；有条件了，眼界也开始扩大，从近代刊本到宋元旧本，到敦煌写经卷，到古代石刻，到钟鼎文学，到甲骨文字。郑振铎讲究版本，他注重书版的款式和字体，尤其注重图版。郑振铎对洋装书籍，通常只是在封面上签个名，线装书才加“长乐郑氏藏书”之印，他有一颗长方印“不簿今人爱古人”。 

　　1937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上海大部分及其周围地区，只有市区内的“租界”未被占领成为孤岛。当时战火蔓延，江南藏书家多受兵祸之累，他们要出售其所藏，以养家活口。常熟、苏州、南浔、上海等著名藏书楼的书籍在古书摊肆上常常出现，价格很低，其中时有绝佳善本，一时上海书市颇为热闹。为了防止这些书籍珍本流落海外和敌伪手里，郑振铎竭尽全力抢救文化遗产，开始以自己财力罗致他所需要的书，书商也和他逐渐熟悉，每有书都先给他挑选。郑振铎自己财力毕竟有限，后来徐森玉等人设法以公款来“抢救”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几经周折才买到稀世国宝孤本元明杂剧64册。研读后，他写了一篇3万多字长文加以介绍，将该书定名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郑振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一座名城，得到一个国家还要得意！我翻了又翻，看了又看，慎重地把书捧回家来。把帽子和大衣都丢了，还不知道。”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兵从虹口开进“租界”，上海全部沦陷，郑振铎含泪在他任教的暨南大学给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为了继续抢救保护文献，他仍冒险留居上海。他的名声很大，日伪当局想把他拉下水，遭拒，就此一直把他视为眼中钉。为了个人和书籍安全，郑振铎离开静安寺庙弄的家，静静地住到宛平路一楼阁，改名易姓为陈敬夫。郑振铎经常打扮成儒商去福州路各书店，继续他的搜救和研究工作。日子一久，他生活日益窘迫，不得不卖书以糊口。当一捆捆、一箱箱的书拿出去卖，他边编书目边吞泪，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他回忆道：售去的不仅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字字辛酸。为了书，他托诗人王辛迪帮助找买主，能使书善为保藏，不使散失。有位周先生知情后，慨然允诺相助。1955年周先生故去后，其家人遵嘱将书全部捐给国家，一诺千金真君子，幸哉！ 

　　抗战胜利，他继续整理文献，主编《民主》周刊，阐明该刊宗旨是反对内战，争取政治民主；创办大型文学月刊《文艺复兴》，他的发刊词写得有声有色，涵盖古今中外。他的系列散文《蛰居散记》在柯灵主编的进步刊物《周报》连载。1946年，《上海文化》曾请读者评选“最钦佩的作家”，结果前三名是巴金、郑振铎和茅盾。他主编的《民主》周刊因其不断揭发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而被当局明令查禁。1949年2月，郑振铎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要把自己的才华献给中国的复兴。作为党外文化界知名人士，郑振铎在文化部任要职，对古籍出版、考古工作做了大量工作，笔耕不辍。他多次出国访问和讲学，在国外，他总是抢时间参观博物馆、图书馆和文物古迹；了解异国风俗文化；极关心流落在外的中国文物和古籍。郑振铎的渊博学识和口才使得听他讲学的人赞赏不已。 

　　从1951年“三反”开始，中国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虽然郑振铎频繁参加政治活动，但是他不懂政治，缺乏政治敏感，一直埋首于故纸堆中，编选影印出版和再版珍贵文化典籍，甚至在1957年和1958年初反右期间，他还努力影印出版了《天竺灵签》和《历代古人像赞》，并且写了跋。1958年5月下旬，在学术文化领域内，全国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郑振铎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6月2日，文汇报点名批评他厚古薄今。紧接着，光明日报陆续发表了批郑文章。8月下旬，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所务会议上决定所内群众批判郑振铎。到了9月份，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研究会发表批郑文章，公开点名“郑振铎先生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中的一面大白旗”，9月下旬，文化部领导层内部对他进行批判帮助。他不断地作检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批判。极左路线使文坛荆棘丛生，人事更为错综。郑振铎的富有独创性见解的著作，被肢解，被批判，甚至外联到胡适。他的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行为，成为厚古薄今的罪状。有趋炎附势转而又落井下石者，有心术不良者。上纲上线，不置人于死地不善罢甘休。郑振铎毕竟是一介书生，书生气十足，治学严谨，清高但宽松厚道，一生向往光明，追求进步。随着对他的批判不断升级，反反复复的折腾，他彷偟了，他约巴金共进午餐时，郑振铎一反平日习惯，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9月下旬，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决心不再买书。”一位视书如命的学者要与书决绝！ 

　　10月17日，郑振铎按外交部原计划率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批判会暂停，批判文章继续出笼。天有不测风云，飞机在苏联上空失事，一代英才就此陨落，郑振铎时年60，正是做学问的黄金岁月，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当时巴金正在莫斯科一会场主席台，得到郑振铎遇难消息最早，他悄悄告诉身旁的冰心，冰心轻轻地说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巴金也想知道，郑振铎最后在想什么？呜呼，天地茫茫，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